秦王國的軍事力量在秦昭襄王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秦國通過與齊國、韓國、魏國的聯合行動以及自己的單獨行動，使楚國受到重創。為了進一步穩固東方六國的局勢，消滅對自己有威脅的力量，秦國開始進一步加強對楚國的打擊。
楚國與齊國的聯合，給了秦國進一步進軍的理由。這次，宣太後與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鴻門宴」。
秦國之所以會采取這個策略，是有著充分考慮的。此前，即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軍對楚國發動了進攻，攻陷了楚國8座城池。秦國雖有滅亡楚國的實力，但是列國正處于隔岸觀火的狀態中，只要秦國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列國必然會再次聯合起來共同對付秦國。還有一點不可忽視，楚人歷來悍勇，秦國想要徹底地滅亡它絕非易事，還很可能會陷入戰爭的泥潭不可自拔。到時齊國、魏國、韓國便會就此機會進攻秦國。
有鑒于此，秦國向楚王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書信，邀請楚懷王到武關談判。楚懷王正拿不定主意時，一位大臣向前進言道︰「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約，秦國不守信用，不值得信任。」這時楚懷王的一個兒子卻說︰「秦國是好意，為何拒絕？」于是楚懷王便決定會見秦昭襄王。
正如那位大臣所言，秦昭襄王並沒有按照約定到武關，而是用卑劣手段將楚懷王挾持到秦國的咸陽，以此要挾楚國向秦國割讓土地。楚懷王堅決不接受這樣的條件，結果被秦國關押起來。
消息傳到楚國後，大臣們為國家安全考慮，決定另立新君。
然而，當時楚國太子卻正在齊國做質子。楚國上下可謂亂成一團，家不可一日無主，國不可一日無君，楚國不可沒有掌舵之人。于是，楚國文武百官多數建議，既然太子不在國中，就讓楚懷王的一個庶子為登基之人，一者，可以穩定當前楚國的局勢，二者，可以防備其他國家的不軌。
可是他們沒有考慮到的是楚懷王子嗣眾多，如果冊立庶子為君王，合乎規矩的人就太多了，眼下國際局勢不穩，楚國隨時都有被傾覆的可能。同時楚國內部也是風雲暗動，如果冊立庶子，名不正言不順，政局必將動蕩不堪，原本想要的結果，就會恰如其反。
這一切，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
昭雎為楚國的貴族大臣。平生做過很多錯事，例如楚懷王時，命屈原出使齊國說服齊與之聯合，而他竟然暗通張儀，致使合縱的計策就此失敗。後來，齊國、秦國聯兵攻楚國，面對秦軍的進攻和楚懷王的命令，他竟然堅持「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對楚軍的困境置若罔聞，致使楚將唐昧兵敗身死。直到楚國衰微，他終于改過自新，暗想如果繼續下去，國家必定不得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貴也必將成為夢幻泡影。所以在楚王即將赴秦國之約時，昭雎便力勸懷王勿去，可惜為令尹子蘭所阻，楚懷王終于難逃厄運。
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橫回國主持大計，楚國才能夠在風雨飄搖的動蕩之中穩定下來。于是，他決定派遣得力人手作為楚國的使者，前去齊國將太子橫接回。
使者來到楚國，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計策，向齊王撒謊稱道，楚國國王已經在去秦國之後身死。當時齊國是東方強國之一，國內自然不乏能人異士，他們雖然不能預測楚王的生死禍福，但是對于局勢的分析還是很明晰的。
最終齊國得出結論︰楚王很可能出事了，但是不一定死亡，楚國群龍無首，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齊國當然不會就這樣讓太子橫回去，太子橫若想回國即位，需答應齊國的條件︰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換。
當時在齊國擔任國相的，正是聞名天下的孟嘗君。
孟嘗君，歷史只記載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媯姓，田氏，名文，因而更多的人稱其姓名為田文。其和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並稱為「戰國四公子」。
此時此刻，孟嘗君正作為齊國的股肱之臣，為齊國國王出謀劃策。
齊國人認為楚國要找一個人擔任君王並非難事，然而要楚國奉獻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給齊國，無異于是虎口奪食。因此，孟嘗君進言說道︰「楚國除了太子羋橫之外，還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此次如果齊國不答應楚國的要求，不僅會就此和齊國結怨，還會讓齊國背負背棄盟約的罵名。如果楚國一怒之下，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那麼羋橫在齊國手中，又有什麼用處呢？到時怕羋橫就成了齊國的一塊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戰國策‧楚策》）
齊國上下聞言，都覺得孟嘗君說得很有道理，于是將太子羋橫送回楚國，他就是楚頃襄王。太子羋橫之所以能夠安然回到楚國坐上王位，昭雎的功勞無疑是最大的。然而楚頃襄王在位時，卻並沒有就此重任昭雎，反而讓子蘭做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國位子。
可當初正是子蘭的建議，楚懷王才會深陷秦國、前途未卜，何以楚頃襄王會聞而不察呢？其實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後來的宋高宗一樣，他們並不是「名正言順」的獲得國君之位的。對楚頃襄王而言，若不是子蘭，他也許就不會登上王位，所以他才會對子蘭「聞而不察」。
無論如何，楚國暫時免于戰亂，江山得到了暫時的保全。太子橫是最大的受益者，取代了楚懷王，開始了頃襄王的時代。秦國宣太後和昭襄王本以為借機會扣押了楚懷王，楚國會就此大亂，秦國可趁此從中漁利。沒想到他們的計劃泡湯，只能重新調整戰略目標，開始新的戰略運作。
「鴻門宴」沒有起到預定的效果，宣太後和秦昭襄王決定用武力震懾楚國。
楚頃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軍由武關出擊，將楚軍再次打敗，殺死楚國5萬士兵，奪取了析邑等15座城。楚懷王在這一時期逃月兌秦國的魔掌，但中途被捉回。此時的懷王，已經被秦國當做了一個戰利品，雖然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是其威懾力卻是存在的。三年後，楚懷王幽怨不已，病死在咸陽，秦國這才把他的尸體送返。
楚頃襄王即位之後，不僅沒有勵精圖治，想辦法營救父親回國，共同圖謀楚國的強盛，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聲色犬馬之中。這樣的楚國如何抵擋得住強秦的進攻呢？
春秋戰國時期，一國趁著與別國君主會見的機會將其囚禁或殺掉，並不罕見。楚國也使用過這種手段，秦國囚禁楚懷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了。但秦國扣押楚懷王對各國的威懾力特別大，因為楚國對東方各國而言仍是強國，其君王竟被秦國囚禁，可見秦國的實力已在楚國之上。
楚國百姓極重感情，盡管楚懷王對不住國家，他們仍然很懷戀楚懷王，視他為一國之君。懷王尸體運回後，楚國百姓萬分哀痛。
痛定思痛，百姓將楚懷王的死歸咎于公子子蘭。如果不是公子子蘭勸楚懷王赴會，楚懷王就不會死。
公子子蘭因勸楚懷王赴會被指責，與他持相反觀點的屈原就會被稱頌。在楚國，屈原品行高潔，智慧與才華兼具，深得民心。楚懷王不听屈原的建議，最終客死他國，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
楚國百姓重感情，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楚懷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但屈原對楚國的赤膽忠心不減。
《史記》記載，屈原「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懷念君王，復興國家，扭轉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達此種情志。
盡管屈原忠心耿耿，情志拳拳，卻始終無法一展抱負，滿腔愛國之情卻無處施展。屈原很愛國，他感情豐富心思細膩，為國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個感情豐富且心思細膩的人長期遭遇排擠，借助才氣，不免要發發牢騷。
屈原認為，楚懷王不用忠臣，一味听信張儀、上官大夫和子蘭之言才導致軍隊慘敗，丟失土地，最後落得客死他鄉的下場。
于是屈原作文章大發牢騷抱怨子蘭，子蘭大怒，命上官大夫中傷屈原。幾個掌權的人合力整治一個無權的人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蘭的煽風點火下，頃襄王偏听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卻接連遭受貶退、流放、放逐，就算堅毅如鐵的人也會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來到汨羅江畔，披頭散發，步履搖搖，一邊走一邊吟嘆，真是「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蘇秦游說秦國不成，歸家時顏色憔悴。那時的蘇秦還不知道家人拋棄了他，現在的屈原卻感覺到整個世界都拋棄了他。對屈原這種深懷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實現理想，寧願死得清白。
一位漁夫見到屈原，問他為什麼到汨羅江。屈原心痛地說了幾句話——「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一句，將賢才被棄的失意、痛心表達得淋灕盡致。
漁夫告訴屈原，「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而屈原回復漁夫，「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月復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夫對屈原說，如果一個人的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他對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隨著世俗風氣而改變。既然全社會的人都污濁，就應該隨波逐流，甚至推波助瀾；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應該陪他們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現實拜服的，屈原說，剛洗過頭的人，一定要彈去帽子上的灰塵；剛洗干淨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塵。如果一個人是干干淨淨的，怎麼能容忍塵垢沾染呢？
由此可見屈原品行之高尚。屈原品行高潔，寧願做一塊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塵遭受污染。齊王卻只要能夠保全自己，即使當一塊烏黑油膩的瓦片也甘願。
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就這樣凸顯了出來。
最後，屈原表示，寧可投江而死，葬身魚月復，也不願讓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話都說到這個地步，屈原死志已決，無可挽回。
面對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寫了一篇《懷沙》。在《懷沙》中，屈原說「撫情效志兮，府詘以自抑」。意思是，模著心胸自省，並沒有一絲過錯，盡管蒙冤受屈接連遭受壓抑，內心也毫無畏懼。寫完《懷沙》，屈原懷抱大石，「噗通」一聲跳入江水中，一個偉大的理想主義者、辭賦大家作別紛亂的戰國。
屈原自殺，究其原因原因是懷才不遇。如果用歷史的眼光看待，是生不逢時。縱觀中國歷史，生不逢時的人很多，例如司馬遷、賈誼、李商隱等，比比皆是。
作為懷才不遇的人，司馬遷老先生寫了一篇《悲士不遇賦》，起筆句就是︰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
細讀歷史，真是「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蘇軾《屈原塔》）
隨後便是額外的知識拓展。
關于《漁父》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最早認定為屈原作的，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楚辭章旬》是在西漢末年劉向編的《楚辭》的基礎上作注。在《楚辭》中，《漁父》已作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據此，則認定屈原作《漁父》，又可上推至劉向時。後世認同屈原作《漁父》，影響較大的有南朝梁代蕭統編的《昭明文選》和南宋朱熹的《楚辭集注》。但此說漏洞頗多。從外證來說司馬遷在《史記‧屈賈列傳》中引述《漁父》文字時，只是作為行文的一部分，而並非作為屈原的原作轉引。王逸《楚辭章句》在明確指出「《漁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後，又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則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從內證來說，《漁父》中的屈原表示「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月復中」，以下當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緒用輕松的筆調續寫「莞爾而笑」的漁父。何況全文采用第三人稱，亦與屈原作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認為此文並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說︰「《漁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賦今譯》)按之作品的實際，這一推斷還是比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開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發生的背景、環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況。時間是在「既放」之後，即屈原因堅持愛國的政治主張遭到楚頃襄王的放逐之後；地點是在「江潭」、「澤畔」，從下文「寧赴湘流」四字看來，當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間的某一江邊、澤畔；其時屈原的情況是正心事重重，一邊走一邊口中念念有詞。文中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畫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銷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體。在這部分中，漁父上場，並開始了與屈原的問答。對漁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寫出他心中的兩個疑問。一問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閭大夫與?」屈原曾任楚國的三閭大夫(官名)，顯然漁父認出了屈原，便用反問以認定身份。第二問才是問話的重點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這地步，當是漁父所沒有料想到的。由此一問，引出屈原的答話，並進而展開彼此間的思想交鋒。屈原說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即自己與眾不同，獨來獨往，不苟合，不妥協。由此引出漁父的進一步的議論。針對屈原的自是、自信，漁父提出，應該學習「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榜樣，並以三個反問句啟發屈原「淈泥揚波」、「哺糟歠釃」，走一條與世浮沉、遠害全身的自我保護的道路。他認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舉」，從思想到行為無不高標獨立，以致為自己招來流放之禍。漁父是一位隱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實信徒。老子說︰「和其光，同其塵。」(《老子》)莊子說︰「虛而委蛇。」(《莊子‧應帝王》，後世成語作「虛與委蛇」)漁父所取的人生哲學、處世態度，正是從老莊那里繼承過來的。他所標舉的「聖人」，指的正是老、莊一類人物。儒家的大聖人則說︰「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堅持「蘇世獨立，橫而不流」(《九歌‧橘頌》)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對于漁父的「忠告」當然是格格不入的。他義正辭嚴地進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張。他以「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的兩個淺近、形象的比喻，說明自己潔身自好、決不同流合污的態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兩個反問句，表明了自己「寧赴湘流」，不惜犧牲性命也要堅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離騷》中就曾旗幟鮮明地表示過︰「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漁父》中的屈原，正是這樣一個始終不渝地堅持理想、不惜舍生取義的生活中的強者。司馬遷將《漁父》的文字作為史料載入屈原的傳記中，當也是有見于所寫內容的真實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貫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後一部分，筆墨集中在漁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漁父「莞爾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滄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這部分對漁父的描寫十分傳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慍不怒，不強人所難，以隱者的超然姿態心平氣和地與屈原分道揚鑣。他唱的歌，後人稱之為《漁父歌》(宋人郭茂倩《樂府集》第八十三卷將此歌作為《漁父歌》的「古辭」收入)，也《滄浪歌》或《孺子歌》。歌詞以「水清」與「水濁」比喻世道的清明與黑暗。所謂水清可以洗帽纓、水濁可以洗腳，大意仍然是上文「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的意思，這是漁父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的一種較為形象化的說法。
最後這一部分，不見于《史記》屈原本傳中。從全篇結構來說，這一部分卻是不可或缺的︰它進一步渲染了漁父的形象；漁父無言而別、唱歌遠去的結尾，也使全文獲得了悠遠的情韻。不少研究者認為《漁父》這篇作品是歌頌屈原的。但從全文的描寫、尤其是從這一結尾中，似乎很難看出作者有專門褒美屈原、貶抑漁父的意思。《漁父》的價值在于相當準確地寫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與此同時，還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隱者形象。後世眾多詩賦詞曲作品中吟嘯煙霞的漁釣隱者形象，從文學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楚辭中的這篇《漁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對屈原與漁父的感情傾向孰輕孰重，倒不妨認為他比較傾向于作為隱者典型的漁父。
《漁父》是一篇可讀性很強的優美的散文。開頭寫屈原，結尾寫漁父，都著墨不多而十分傳神；中間采用對話體，多用比喻、反問，生動、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從文體的角度看，在楚辭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問答體，與後來的漢賦的寫法已比較接近。前人說漢賦「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在文體演變史上，《漁父》無疑是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