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公園昨日發布公告稱，為加強疫情防控工作，香山公園將進一步加強限流措施。公園相關負責人介紹，「一旦達到較高的瞬時客流量，我們將和屬地聯動，在遠端比如香泉環島、山下就會安排人員勸導游客返回。」
公告稱，目前疫情防控正處于關鍵時期，由于天氣轉暖，登山游客有增多的趨勢，為避免人員聚集，確保游客健康安全，香山公園將進一步加強限流措施，與屬地聯動實行遠程管控。園內已關停的室內區域和空間相對狹小的景區，如碧雲寺、香山革命紀念地舊址、香山寺、致遠齋、勤政殿、見心齋等景區，繼續保持關閉狀態。
香山公園相關負責人介紹，限流措施實行動態管理，將根據瞬時客流量相應調整。「一旦達到較高的瞬時客流量，我們將和屬地聯動，在遠端比如香泉環島、山下就會安排人員勸導游客返回。目前我們門區很少有游客購買紙質票，已經購買的電子票也隨時可退。我們也提示游客，盡量待在家中，或是錯峰出行。」
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對于敏感性產業特征的旅游業的沖擊是顯而易見的。先前，我們在思考我國旅游未來發展時，很少將突發的社會因素考慮進去，如這次疫情對我國旅游走勢的影響。從預測學來說，這是一個不可控的問題，是一個黑天鵝事件。迄今為止，旅游學界以及國內媒體在討論疫情對旅游經濟增長沖擊的影響，多數持樂觀態度。普遍認為︰不必擔心肺炎疫情對中國旅游的負面影響，例如2003年的**並未拖累該年度的旅游增長，全年旅游增長率僅僅比2002年下降了13%，而在2004年全國旅游增長速度高達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發生後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游經濟運行結果，來預測本次疫情對旅游經濟的負面影響，運用的分析是比較研究法，在邏輯上是合理的。比較研究法是經濟學常用的一種分析方法。然而，我們在運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其影響結果時，必須考慮兩個不同時期的旅游經濟體量、旅游發展周期、旅游經濟結構以及疫情影響的範圍和時間。只有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才能對本次疫情的負面影響做出準確的、理性的判斷。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兩次疫情發生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不同的，對旅游的造成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
首先，旅游經濟體量是不同的。2002年我國gdp為10萬億元人民幣，全國旅游收入為6000億元人民幣；十七年後，2019年我國的gdp近100萬億元人民幣，全國旅游收入近65000億元人民幣，無論是社會經濟總量還是旅游經濟總量，都是兩個不同量級的差別，2019年一個月的旅游收入相當于2002年全年的旅游收入。這種規模性的旅游體量，在疫情結束時，無論是報復性的反彈，還是高強度的恢復，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們可以期待，在疫情結束時，旅游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反彈，但這種反彈的數量以及形成的旅游需求與2019年的旅游規模與體量比較，是有著極大的差度的，這一點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其次，旅游經濟所處在發展周期是不同的。旅游發展受制于國際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旅游經濟發展周期
，這一點，大量的統計研究以及各國旅游發展的實踐已得到證明，從旅游需求的理論研究也得到充分證明。2003年，我國的旅游發展處在一個較好的國際環境之中，中國入世，使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之中，國際商品貿易活動的加速，商業活動的國際交往的人員的流動，對沖了由疫情所帶來的負面影響。2003年我國入境過夜旅游3297萬人次，外國人889萬人次，2004年我國入境過夜旅游4176萬人次，外國人1365萬人次，分別比2003年增長了26.66 和53.66%，2005年我國入境過夜旅游4680萬人次，外國人過夜旅游1641萬人次，分別比2004年增長了12.1%和20.2%。當前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于以前，經濟下行壓力、國際貿易放緩，制約了我國入境旅游的增長。2017年我國入境過夜旅游6074萬人次，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游 2248 萬人次，分別增長了2.5%和3.8%，2018年，我國入境過夜旅游6290萬人次，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游2364萬人次，增長速度均低于3%，2019年統計沒還沒有出，但根據上半年統計分析，兩項指標的增速也維持在2018年水平，不會有大的增長。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2003年相比，旅游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過夜旅游人次和外國人入境過夜人次的增速上，2003年時期兩項指標的增速處在一個高增長發展階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2015年之後，這兩項指標處在一個低速增長階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游發展周期的不同，決定了疫情對旅游的沖擊程度的不同。
第三，旅游形態是不同的。2003年，我國的旅游主體是觀光旅游，旅游產業鏈比較單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為核心的觀光旅游。這種單一的旅游形態以及旅游產業鏈，有兩個明顯的經濟特性，一是旅游形態和產業鏈單一，旅游經濟所涉及的行業相對較少，無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區和酒店，旅游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程度不大，恢復起來也比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態和產業鏈單一，市場主體十分明確，政府可以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快速解決旅游企業應對疫情沖擊的痛點和難點，政府施救相對容易。不同于2003年，我國的旅游經過十七年的發展，旅游形態日益豐富。旅游已經不是單一的觀光旅游形態了，除了傳統的觀光旅游之外 ，度假旅游、休閑旅游、商務旅游、研學旅游、技術性旅游、養老旅游、體育旅游與觀光旅游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旅游類型體系。我們都知道，旅游需求決定旅游供給，旅游類型決定旅游產業鏈。當旅游類型擴展時，旅游供給和旅游投資也會隨之擴大，旅游產業鏈和旅游企業組織類型也會隨之增多。在多種旅游類型發展階段下，旅游企業組織形態會更加豐富，更加多樣。景區、度假區、民宿、旅游綜合體、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運、演藝、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資公司、旅游設計公司等等，旅游對整個社會經濟的行業的滲透和關聯能力在不斷強化，影響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的產業鏈的旅游企業，對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勞動佔有主體的旅游企業期望政府在勞動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資本佔有主體的旅游企業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
破，不同企業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難度。
最後，旅游消費的大環境不同。疫情過後，旅游反彈的力度與恢復的程度取決于消費環境。今年旅游消費環境不同于2003年，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家庭負債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國家庭負債率只有5%，較低的家庭負債率，意味著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為旅游消費擴大提供了支出保證。然而，2019年我國家庭負債率達到了55%，而且負債結構又不同于美國，美國主要是消費負債，而我國主要是剛性負債，房子貸款、車子貸款佔有較大比重。疫情過後，在多數家庭收入減少的同時，這些剛性負債必須按期還款，只能通過壓縮具有彈性的旅游消費支出來實現，這就限制了旅游反彈的經濟空間；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來，我國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養育成本大大提升，這些剛性成本也制約了旅游消費水平，我們從近幾年國內旅游平均消費下降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三是擁有的可支配旅游時間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響的時間與範圍比較小，而這次疫情影響的範圍涉及到全國，而且持續時間較長，春節假期不斷延長，學校開學日期不斷推後，大大地佔用了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可以想象，在疫情過後，單位和學校為了補上工作與學習時間的損失，將會大大縮短假日時間和暑假時間。在這種情況下，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時間就會大大降低，從而減弱旅游經濟反彈的力度和幅度。
客觀來說，本次疫情對旅游業的負面沖擊將遠遠超過了2003年。按照當前抗擊疫情戰役的情況，如果3月控制住，穩定住，到4月底，全國的旅游市場逐步恢復的樂觀估計，旅游業的損失也是巨大的。在不考慮其它因素下，我們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斷；首先是旅游總量，2019年，全國全年旅游收入總量大體為65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包括國內旅游和入境旅游，國內旅游如果5月開始恢復，入境旅游9月開始恢復，考慮到需求時間因素和消費支出因素，全年旅游收入不會超過40000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旅游收入大體減少24000億至28000億元人民幣，比2019年會形成35%至40%的負增長；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周期以及旅游市場自然發展規律來看，到2021下半年恢復到2019年規模水平上，旅游業的恢復時間大體需要13個月到15個月左右；其次是旅游市場結構，也就是國內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三大市場的恢復，國內旅游特別是短程旅游率先恢復，出境旅游恢復需要一定的時間，入境旅游的恢復需要更長時間；第三是旅游形態，自然類的觀光旅游率先啟動，文化類、娛樂類和場館類的觀光旅游恢復起來比較緩慢，研學旅游、演藝旅游、郵輪旅游恢復起來的難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與此同時，度假旅游、自然康養旅游將會有一個大的增長；第四是旅游空間，城市旅游會有一個規模性下降，鄉村旅游會有一個大的漲幅，其中鄉村民宿旅游恢復較快。從旅游目的地來說，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區如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和疫情不嚴重的地區如貴州、雲南、吉林、寧夏、山西、海南，旅游會有一個大的恢復，甚至會一個大的發展，以武漢為中心的周邊地區以及長三角地區旅游恢復較為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