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蘇明潤說，稅收，其實只是朝廷獲利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利益，在茶農，商人，繁榮的市場之上。
無數的人因此而衣食有了著落，成為了對國家有用的人，而無數糧食產量很低的山地，也成了茶園，能夠提供不亞于良田的產出。
現在蜀中茶農的積極性很高，這是專榷時期無法做到的，具體問題產生在哪里，有什麼利弊，一時我也說不清楚，要不等蘇明潤回來之後，請他來給母後講講？
要是只事關娘家，高滔滔絕對會不講理，可現在被趙頊一說，這事情好像還事關國家大計，高滔滔也不敢亂撒潑了，說道︰「蘇明潤如今也是國家重臣，這點事情怎敢勞煩？改日小妹進宮問候起居的時候，我問問她得了。」
羊毛壟斷出在陝西，司馬光明顯是知道「商業互吹」這個詞的，不禁莞爾︰「你呀你，算了明潤你趕緊去洛陽吧……我說不過你，自有人比你還要深沉老練。」
蘇油笑道︰「听完學士之訓，自當再去領受富公的教誨。」
司馬光點頭，嘆了一口氣︰「我知道明潤你的意思，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切，還是留在書里吧……」
兩隊人在偃師分手，蘇油又經過了一日，便抵達了洛陽。
富弼如今已然是七十六歲的老人，但是思路還是敏捷，雖然有些老年疾病，但精神還不錯，听聞蘇油來訪，便在臥雲堂予以接待。
富弼的園子乃是洛陽第一，因為是大宋的鄭國公，因此老百姓將這里叫做鄭公園，有兩山三台四洞五亭之盛。
這里的竹林，梅林都是極盛，臥雲堂在竹林的東邊，與園中另一座四景堂對峙並列。
左右兩座假山，分別落在溪流池塘之畔。坐在此地，滿園勝景，美不勝收。
臥雲堂前還有一株凌霄，更是奇絕。
後人陸游在《老學庵筆記》特意記載了這株花︰「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生者，唯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余，花大如懷，旁無依附。」
不過如今不在花期，看不到凌霄盛開的情形，不過綠竹香梅，堆瓊疊翠，卻也是陝西難得一見的美景。
見到蘇油，富弼第一句話就是︰「陛下決意西事了吧？」
蘇油微微點頭︰「陛下從來都決意西事，自登基之時就一直在準備。」
這話也是有出處的，熙寧元年，富弼調判汝州，趙頊詔令在內東門的小殿覲見，特許患病的富弼坐轎到殿門。
趙頊當時向富弼詢問治國之道，富弼說︰「人主的喜好和厭惡，不能讓人窺測到；能窺測，奸人就會逢迎。應當像天監視人一樣，善惡都由自取，然後進行懲罰獎賞，這樣功勞和罪惡都各得其實情。」
趙頊又詢問邊疆之事，富弼說︰「陛下即位不久，應當廣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到現在，卻已經十二年了，大宋先後用兵渭州、河湟、荊湖、交趾、南海，竟然是沒有停止過。
富弼是大宋最頂級的政治家，有賢相之稱。
性格溫和，為政清廉，好善嫉惡，進退裕如。
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有禮。
而且心思周密，小人想要害他卻不容易。
當年富弼在遼宋間往來，負責歲幣談判，宰相呂夷簡曾經想要陷害他，交給富弼的國書，和口述不同。
富弼領受國書出了京城之後，對手下說道︰「要是國書內容與口授不符，國家大事就敗了。」
于是發書審視，果然，口述和國書的內容不一致，于是富弼立刻返回京城，面見仁宗，要求將國書改正，讓呂夷簡的謀算落了空。
這是一個有原則但是懂機變，有底線但是夠圓滑的人物，天生的政治家。
後人王夫之曾評價說︰「夫富公固非有異志者，而觀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
而蘇油身上，富弼似乎看到了年輕時候自己的影子，非常看好他。
當年蘇油赴任回京，富弼離京前特意去找了他，要他和王安石通力合作，先保住已有的政治地盤，留待有用之身，為朝廷效力。
害怕蘇油執拗，要和王安石頂牛，破壞朝堂政局，為此甚至不惜說出你自管委屈求全，我會在筆記中為你「平反」的話來。
但是蘇油很好，雖然年輕，但是手段之圓熟老道，甚至青出于藍。
政治上，蘇油並沒有完全听從富弼的勸告，而是對王安石的施政瑕疵提出了明確的意見，並且附上自己的改良建議。
而且絕不光是說說而已，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放手大干，既不違反王安石的大政方針，又用自己的精微操作將王安石的新法當做一個殼子，裝上了自己改良之後的瓤子。
此舉給大宋帶來的利益難以言喻，讓新法派無言以對，也讓保守派大感振奮。
而蘇油的政治實力和政治盟友，也在一次次交鋒中越來越厚，越來越多。
大宋需要改革，這是所有政治家都明白的事情，而保守派和變法派的意見分歧，其實是集中在如何改上。
說白了，就是財富的重新分配。
兩派都認為，天下的財富是有定數的。
保守派的觀點認為，財富不當損失百姓而集中于國家，哪怕國事衰疲，也不能飲鴆止渴。
這樣造成的壞處遠大于好處，國家雖然一時強大，但最後必將自食苦果。
而變法派則認為，以大宋的國力，先將財富集中到國家手上，才能夠在國際競爭中佔據決定性的優勢。
老百姓雖然暫時受一些苦，承擔一些代價，但是相比萬世基業，這樣的陣痛是可以承受的。
但是蘇油卻甩出來另一套完全獨立于兩派的方法——你們，都錯了！
大宋國家的財力，還大有潛力可挖，只要讓有限的財富流動起來，就足以產生加權效應。
一文錢，完全可以變做兩文錢三文錢來花！
只要這些錢用到了恰當的地方，就能夠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大宋在不增加百姓負擔的情況下，同樣能夠一邊抵御外辱，整頓軍備；一邊開發良田，改良工坊，增長人口，改善百姓生活。
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讓國家經濟循環流動起來！
而且僅憑物質救不了大宋，還要改造精神！
這種說法在二十年前提出來的時候，相信的人沒有幾個，哪怕張方平以三司副使的身份親自撰稿，相信《金融論》的人都寥寥無幾。
而發精神改造初聲的《士德論》，除了獲得一份喝彩，真正體行不悖的，其實也不多。
不過如今信的人卻越來越多了，沒有別的原因，因為蘇油不但提出了理論，還付諸實踐。
相信蘇油的人，都獲得了長足的回報，蘇油在大宋憑空做出了許多蛋糕，還邀請那些相信他的大佬們，加入了瓜分這些蛋糕的行列。
無論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影響力越來越大，受邀者的身份越來越貴重，等到趙頊成為最大的受益人之後，蘇油的理論終于水到渠成。
這個過程蘇油走得慢條斯理，優哉游哉地走了二十幾年，走得別人都替他著急。
走到從烏台出來，開封府，樞密院，三司，大佬們就紛紛向他拋出橄欖枝。
真正精明的大佬都知道，大宋國勢扭轉的背後，站著一個年輕的身影。
不是趙頊，而是蘇油。
但是讓富弼最感到寬心的，是大宋這些年發生的戰爭。
相比以往，大宋似乎發生了一種戰略思維上的變化。
戰爭這種自古以來就是純消耗的事情，竟然被蘇明潤打出了豐厚的利潤。
其實戰爭只要是戰勝，那必然是有紅利的。
但是蘇油主導的戰爭，哪怕是在本土進行的防守反擊，也一樣獲得了紅利，這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