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運行邏輯，若要改變這些運行邏輯從中取得本不屬于自己的利益，就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伴隨著有為狀態而來的，就是官員感受到了權力擴張的快感。
借助有為狀態的治理邏輯的轉變，官方力量空前增強，需要辦的事情陡然增多，官僚隊伍也會因此吸納數量更多的新人進入。
有為狀態會快速誕生一個龐大的官僚團體依附于其上，成為事實上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高度綁定有為狀態，視之為政治正確。
沒有規矩的束縛，他們很快就會失控，他們很快就會把合理有限度的有為狀態帶到無理無限度的有為狀態，肆意侵害農民的利益。
而且就那麼一直的「有為」下去，不斷的「有為」，直到把民間在無為狀態期間的積蓄榨干、爆發農民起義為止。
而當統治者發現問題所在的時候，首先要面對的不是有為狀態帶來的問題，而是有為狀態本身。
那規模極其龐大的臃腫不堪的官僚隊伍以及其腐朽墮落的奢侈生活模式是一切問題的根源所在。
統治者若想要挽回帝國江河日下的局面，就要約束、裁撤官員，而這，必將引起官僚隊伍的強烈反彈，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
王安石，張居正，還有雍正皇帝，這三個典型的改革代表所面對的最大問題就在于此。
蘇詠霖從來不認為官府過度干預民間事務是一件多好的事情，過度干預本身就意味著要做的事情更多，就要附帶有大量的官僚隊伍。
而官僚是不產出任何財富的，他們只會消耗財富，若只是守規矩的消耗還好，他們還會搶奪財富，還會霸佔財富，此消彼長之下，貧富差距只會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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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必然有人站出來幫他們均貧富。
就蘇詠霖所觀察到的大明的現狀來看，有為狀態持續十數年以來，整個明國社會快速結束了封建時代積累的多項弊病，消滅了封建時代的食利階層，前所未有的解放了民間生產力。
也因此，這十幾年間，明國財政收入連年遞增，民間財富積累也連年遞增。
但是隨著有為狀態的持續，明國也不斷出現大大小小的官僚問題，甚至侵蝕了理想加成的復興會隊伍，讓蘇詠霖面對著極為復雜的吏治狀況。
明國和一般封建王朝不同的是，一般的封建王朝完成更新迭代之後，就會快速進入無為修養期。
他們只會對站錯隊伍的前朝余孽發動清洗，而不會對全部的地主豪強階層發動清洗，反而會拉攏他們，盡快讓國家恢復正常，所以他們可以快速進入無為修養期，開始與民休息。
這個過程可能只在王朝建立之後的兩三年就開始了。
而明國為了徹底解決弊病、完成革命和生產改造任務，建國之後就沒有無為修養期，而是快速進入了有為革命期。
明國在蘇詠霖的帶領下催動數量相對龐大的官員干部隊伍深入民間，把權力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用號召政令的形式動員民眾消滅地主豪強等舊時代的余孽。
通過如此暴烈徹底的行動，明國將整個食利階層連根拔起，在全國範圍內消滅的一干二淨，開創了新的歷史，由此顛覆了中國古代的政治邏輯，極度釋放了民間的生產積極性。
之後明國不斷革新，不斷革命，建立集體農莊、集體工場，建設民兵隊伍，建設全國性質的掃盲識字班，四處征戰，開疆拓土，消滅敵人。
在這個過程中，官方隊伍越來越龐大，官方權力越來越大。
也因為其正義性質和對底層民眾利益的保護，以至于越來越得到民間的歡迎和支持。
消滅食利階層所帶來的極為龐大的物質收獲也為這一行動提供了足夠的物質支撐，使得有為狀態下本身相當劇烈的損耗能夠被兜住。
有了民間的配合，行政成本司法成本極低，讓明國的內耗極低，對外輻射的力量極其龐大。
在全新的集體經濟模式的催動下，明國的生產力幾乎達到了中古時代的頂峰，並且由于蒸汽機的出現，甚至有了向工業時代飛躍的可能性。
但是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一種特殊的有為狀態。
官方掌控幾乎全部的權力，而民間因為不斷的勝利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策，習慣性的已經唯蘇詠霖為代表的大明國馬首是瞻，一個地方的一個政令發布，民間會遵守，就能改變一切。
統治集團的內部規則能夠被較好的遵守、大家還心懷理想的時候，這種有為狀態是非常優越的。
這能夠最大限度的成就古今未有之壯舉，並且還會對民生產生很多積極正面的作用。
但是蘇詠霖立足于洪武十三年、共和二零一五年這個時間節點，已然發現了這一狀態的問題之所在。
其一，他毫無意外的發現了大明官員隊伍里頭「揚權」思想的抬頭。
他發現不少官員揚權的難以抑制，並且越來越膨脹，他們更加喜歡大家長大包大攬的角色和辦事方式，甚至不願意在內部搞民主集中，更別說听取民眾的意見。
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剛愎自用，固執地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好的事情，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眾，民眾只要听命令就好了，其他的都不要管，安心生產生孩子就可以了。
大明國難道會害你們？
不存在的。
所以你們要听命令，不能反對，只能遵守。
這種思想逐漸在明國中央和地方高層蔓延開來，勢頭比較 烈，若不及時干預，會出大問題。
其二，大明的民眾其實挺累的。
雖然他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積蓄越來越多，但是他們累，他們又要農耕，又要做工，又要做正常的工作，又要參加其他的活動，要識字，要學習思想理論。
過去的農民要做的事情他們都在做，過去的農民不需要做的事情他們也在做，所有的時間都被填滿了。
雖然建國這一代農民因為吃過封建王朝的苦所以不覺得現在苦，但是下一代人呢？
再下一代人呢？
他們會疲憊不堪的。
蘇詠霖通過財政部和農部的大量數據統計發現，當前的大明並沒有擺月兌封建王朝農業為主的生產模式，主要經濟增長點依然在農業生產方面，不在其他方面。
工業和商業的產值對大明的總產值來說，只是添頭。
農民的生活越來越好、積蓄越來越多，本質上依然是王朝上升期所致，大量土地被分配給農民，單位生產效率提升，大量開墾荒地也增加了土地田畝數，糧食產量自然而然的增加了。
而大明之所以看上去更好，是因為革命政策優勢，分配做得好，所以農民比王朝統治下的農民的生活要更好一些。
但是他們同樣不輕松。
所以本質上，大明的生產模式更加適配的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而不是憲政民主。
只是因為蘇詠霖這個大異類帶著一群小異類硬生生用爆棚的武德手搓真理，然後把時代強行往前拖，不讓它繼續慢慢磨洋工。
一旦這個異數消失了，時代會變。
至于變得更好還是更壞，蘇詠霖覺得後者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所以在他還活著的時候，他決定一手強力推動科技發展，改變大明的生產現狀，一手開創從有為向無為狀態的切換。
大明國可以有儒家霸術模式，但是同樣不能沒有黃老模式。
可以有為，但也必須可以切換回無為。
當前大明在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不斷增長的有為勢力越來越龐大，且越來越喜歡這個狀態，他們不僅希望維持有為狀態，還希望進一步增強有為狀態，反手一個超級加倍。
蘇詠霖如果對此放任不管，放任這個有為狀態的超級加倍，就會造成民間和官方力量對比的徹底失衡，屆時會發生什麼，並非不可預料。
官僚為了政績、為了高升、為了個人的權勢和榮耀能做出什麼事情，蘇詠霖是深有感悟的。
有些時候，一個庸碌無為的懶政官僚對民生的破壞力是遠遠不如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想高升的「能吏」的。
所以蘇詠霖的訴求很簡單。
在大明天下無敵的檔口，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十三年高烈度的有為狀態已經讓大明解決掉了大部分問題，在沒有巨大的外部威脅的情況下，大明需要切換回該有的無為狀態，與民真正的休息。
大明的農民和工人們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好好休息過。
他們太累了，大明應該把無為狀態下他們該有的權力和地位還給他們，讓他們真正的休息一下，享受一下，過一過正常人該有的日子。
蘇詠霖有些時候也會想到他們的生活模式，為他們感到難過。
他們自打生下來就不斷被人告知要努力奮斗，卻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們——你該休息休息了，該享受一下生活了。
仿佛休息和享受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犯罪一般，是不正確的，他們不該休息，不該享受，否則就是在浪費生命。
奉獻是他們的主旋律，享受是靡靡之音，不能听，必須要每時每刻都在奮斗，都在前進，用盡自己的生命換取財富，讓社會得以運轉，讓子孫後代得以享福。
他們活著的意義就是贍養上一代、供養下一代，耗盡心力，然後就是像被榨干了的油碼子一樣，失去了全部的利用價值。
一代接著一代，周而復始。
但其實明眼人都明白，他們不是不可以休息、不可以享受，而是他們一旦休息享受了，帝國權貴與地主豪強們的生活品質該如何保證呢？
人家離不開歲月靜好，那只能拜托他們負重前行了。
這不行。
大明需要無為，民眾需要無為，蘇詠霖不能容許有為狀態的超級加倍。
蘇詠霖這一訴求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這一次的民眾代表大會，以及大會上通過的包括憲法在內的各項律法。
通過民眾代表大會制度和各項律法的加成，蘇詠霖會將其統合起來，打造出一個屬于大明與革命的無為模式，並且完成從有為到無為的切換。
很明顯的，若要達成這一目標，首先橫在蘇詠霖面前的，就是中央代表會議。
中央代表會議，就是大明有為力量的綜合體，基本上是全面代表了有為力量的利益和訴求。
他們想要更大的權勢和自由度，他們想要掌控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而不能接受管束和壓制，否則他們會非常不滿。
他們對自己的心是非常自信的，他們堅信自己正在做偉大的事情，而沒有意識到他們正在漸漸走入不可自拔的深淵。
有為狀態應該是特殊狀態，無為狀態才是常規狀態。
于是蘇詠霖則選擇統合自己手上的力量，利用自己的無上威望，從無到有打造出屬于無為力量的綜合體，代表無為力量的利益。
如果有為力量還保持理智，願意接受這一次的切換，那麼自然萬事大吉。
如果他們不願意，他們熱愛這個狀態超過了一切，那麼蘇詠霖需要做的，就是依靠無為力量，將他們「改造」。
現在，第一步已經走出去了，有為力量的代表們已經開始躁動不安了。
那麼接下來，就是第二步。
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