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零四 盧永言是個有準備的人

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是張栻所信奉的道理。

現在盧永言想要前往極樂淨土,作為大宋好上司,那張栻覺得自己有必要幫他一把,踩一腳油門,加速把他送往墓的地。

于是張栻笑了笑,開口道︰「你倒是消息靈通,知道有人打算跑。」

「沒人打算跑才是奇怪的事情,之前我听人說,前些日子打仗的時候,已經有人跑去了高麗,還有人跑到了倭國去,我想著要是能跑的話,也是往這些地方跑比較好一點。」

盧永言笑了笑,低聲道︰「您打算去什麼地方?若您不棄,我願意繼續跟隨您,反正到了那些地方,咱們最好也是攜手共度難關,您說呢?」

你真的願意跟隨我嗎?

與我共度難關?

張栻差點沒笑出來。

但是作為大明國和復興會的雙料間諜,他覺得自己是專業的,除非真的忍不住,否則絕對不會笑,至少不會笑出聲。

于是他強忍心中爆笑的沖動,佯裝一副遺憾的模樣。

「我父為國而死,我作為他的兒子,又怎麼能舍棄國家獨自逃命呢?這樣的事情不是我能做出來的,所以我決定堅守直到最後一刻。」

「啊?這……」

盧永言滿臉的不可思議︰「您要留下來?您真的不打算走嗎?相公,可不是我說什麼,這杭州城可絕不是什麼好地方,雖然您家沒什麼家資,但是您好歹也是高官,難免要被明國清算啊。」

「一個國家覆亡的時候,總要有人站出來為它保存最後一絲顏面。」

張栻佯裝嘆息一聲,溫和的笑道︰「不過你放心吧,你若想走,我會提前為你安排,你就和沈相公一起往高麗國去好了,就算將來出問題了,也能逃到日本國去,反正一切都會為你安排好。」

盧永言對此倒是表示感謝,但還是覺得不可思議。

「您是當真嗎?何必呢?若要留下來,自然會有人留下來,您貴為樞密使,怎麼能留下來自投羅網呢?我認為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歷代亡國之時,都有忠貞之士以身殉國,如果沒有,這個國未免太過于淒涼,吾輩士大夫也會被後人恥笑,所以,大宋……就由我來吧。」

張栻長嘆一聲,開口道︰「吾輩士大夫深受國恩,國家危難之際若是不管不顧四處逃難,將來的史書上又會如何談論吾等呢?後人會如何看待吾等呢?」

盧永言是萬萬沒想到張栻居然有著如此想法,心中一邊感嘆,一邊也在罵張栻是個傻逼。

他娘的大家要報國恩只是說著玩玩的,報什麼國恩?

文官是自己考的,皓首窮經吃盡苦頭。

武官也是自己拼出來的,要麼上戰場玩命,要麼花錢賄賂上官。

全是自己的努力,有個屁的國恩啊!

歷朝歷代報國恩而死的蠢貨不就那麼幾個嗎?就算那幾個死掉的也就死了之後感動一下自己,大部分人不還是活得好好的?

活著才是最重要的,活著才有一切,當一回人不容易,誰要死啊!

他一直以為張栻應該是一個懂得變通的官員,應該在變通的方面很有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說到底,他老爹張浚不就是為了報國恩才被殺掉的嗎?

還是被大宋皇帝親自下令殺掉的,以樞密使的身份被殺掉,開了先河。

老子已經是個傻逼了,結果兒子更是個傻逼中的傻逼,不思為父報仇,居然還要以身殉國。

這一門兩父子兩代傻逼,你張家不斷子絕孫我跟你姓!

盧永言可不管那麼多,軍隊他不要了,而且有明國教官在那邊,他也不敢保證現在軍隊還能听自己的。

眼下,只要保證親兵隊伍還听他的就可以,親兵都是他花錢在養著,好吃好喝精銳非常,到時候潤的時候帶著親兵們一起走,就能保證自家的安全了。

這些年做軍官,他攢錢也不容易。

職位不高的時候靠著吃兵肉喝兵血,辛辛苦苦攢下來一筆錢,等職位高起來之後有很多人給他送錢,他花天酒地至于也會把所得到的錢大部分都交給自己的妻子儲存起來。

為了方便跑路,盧永言把多年積蓄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還是銅錢,裝成壇壇罐罐藏起來準備帶走,南宋銅錢是東亞、東南亞地區的硬通貨,都能使用,很多國家都認這個,所以需要持有一些。

另一部分就兌換成其他價值堅挺的保值貨,比如黃金白銀、銅制器皿和蜀錦等等,減少佔有空間,方便搬運跑路。

至于家里的房屋和一批不動產業,盧永言也很有前瞻意識的在得到之後就安排轉手賣掉,賣掉的錢也是兩部分處理。

所以在眼下這個緊張的時刻,盧永言其實是準備最充分的那一批人當中的一個。

俗話說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盧永言就是那個有準備的人。

當然,有準備的人絕對不僅僅只有盧永言一個,聰明人永遠不少,行動力強的人也永遠不少。

伴隨著明國黃河改道工程即將完工的消息在杭州傳播,相當一部分軍官、文官都開始行動起來。

以至于在洪武八年三月、四月間,杭州城內的商業交易市場上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期,很多優質商業資源被放出來,並且售賣轉讓的價格很低,打了不少折扣,讓人覺得只要買下必然血賺。

不過,經過幾輪戰爭的摧殘和杭州朝廷為了生存而展開的殘酷剝削,杭州民間幾乎已經沒有什麼人還有錢能買這些優質的商業資源了。

有錢的都是官僚自己人,自己人都準備潤,誰會在這個時候當冤大頭?

于是這些原本優質的商業資源幾乎沒有本地人願意買。

但是有一批人願意買。

有明國背景的商人。

這一切當然也是有原因的。

第二次明宋戰爭的和平條約簽訂之後,整個江南國的商業市場被迫完全向明國開放,明國商人可以購買並且獨立經營任何位于江南的商業店鋪,江南國官方並不能予以限制。

且江南國官方不能在稅收方面予以打壓,必須要維持在合理的區間內,而這個區間,需要江南國政府和中都朝廷共同商定。

簡而言之,明國商人在江南國做生意所需要繳納的一系列相關稅收,江南國官方都沒有最終決定權,決定權實際上在明國手中。

明國為了保護本國的國家對資本力量,當然會強迫江南國設定極低的對明國資本的稅收,甚至還有相當多的免稅環節。

而這一切,江南國本土民營商業是不具備的。

于是在這個環節中,明國國家隊控制下的商品生產成本大大降低,對江南國本地商品形成了絕對的價格優勢,于是就造成了明國商品大規模傾銷江南的現象。

除了鹽這個杭州朝廷的財政命脈堅持不開放之外,其他各行當幾乎都被明國打開了。

于是明國先進的生產體系就體現出了巨大的優越性。

大量明國工場通過科學合理的流水線模式生產出來的商品在價格上是具有相當優勢的,他們生產出來的優質且廉價的布匹、農具、鍋碗瓢勺等百姓非常需要的正常商品開始大規模傾銷江南。

很短的時間內,質優價廉的明國商品就把一大片江南本地商人經營的產業給干翻了。

江南本土商業勢力節節敗退,不斷被明國國家隊資本力量擠兌到破產,然後被並購,進一步增強明國國家隊資本對江南的經濟控制。

在這個過程中,杭州朝廷脆弱且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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