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部南下經濟進軍的數月之間，收獲十分豐厚。
茶葉司不僅控制了江西地區數量龐大的茶葉園，還在江浙、福建一帶控制了數量不菲旳茶園，相當多的名貴茶葉種植園也成為了茶葉司的戰利品。
織造總局控制了江南地不少紡織工場和生絲生產工場，掌控了相當一部分的原料生產和成品制造，完全可以形成規模，且只需要稍微的整頓之後就能立刻開始生產工作。
漆瓷司也大舉進軍景德鎮和福建山區，將宗室子弟們掌控的民窯窯場的控制權收入囊中，將相當一部分的瓷器產能掌控在手里。
除了宗室子弟們的財產，屬于明國點名要求懲處的戰犯家族的財產也全部歸屬明國，這是和平條約里明確規定的。
于是財政部的手不僅僅伸到地方，臨安城內都被財政部把手給伸了進來。
其他戰犯家族就不說了，單說張俊家族和秦檜家族還有秦檜正妻王氏家族，那叫一個高門大戶家財萬貫，怎一個富貴了得？
也因為如此，當初抓他們去問罪的時候沈該甚至不敢親自動手，請求明國自己動手，也好過讓自己下手。
這兩個家族雖然沒什麼政治權力，但是地位很高，影響力很大，他要是親自動手了，難免會讓同僚們產生畏懼的情緒。
所以他懇請明國親自動手抓人。
做壞人就壞到底，是不是？
于是明軍駐軍進入臨安城，同時前往三家宗族所在地，將張俊家族和秦檜家族還有王氏家族一網打盡。
為了解決這三大家的勢力，明軍前後動用超過一千人的兵力，還殺死了試圖反抗的三家家丁二百多人、族人二十多個，這才將三大家連根拔起，收拾干淨。
秦檜家族是最好對付的，張俊家族廣有財富，財大氣粗，但是底蘊不夠，對付起來倒也輕松。
而王氏家族傳承自北宋宰相王珪，累世豪門，政治世家，走過百年風雨，勢力極大，被明國定義為戰犯家族的時候全族暴走，百年人脈一朝發動，幾乎把臨安城給翻了個個。
沈該甚至要躲著他們，不敢和他們交談，以免被他們纏住不能月兌身，甚至于被逼的急了還躲進明國駐臨安辦事處，尋求明國的介入。
王氏家族也是反抗最為激烈的，還試圖舉族逃跑出海，結果在海上被明軍戰船俘獲，全族被連根拔起，上上下下幾百口人一起抓到了明國受審听宣。
審判的時候，王氏家族也是各種意義上都犯法最多的家族，全族共有十一個男丁和三個女眷被判處死刑，余者全部被流放黑龍江行省服苦役。
財政部審核了王氏家族的財產之後才確定，雖然張俊家族在表面上是最有錢的，掌控的不動產和各種商業資源也很多，但是王氏家族不顯山不露水，家產規模超過張俊家族兩倍以上。
張俊家族和他們比起來就是一個暴發戶，鋒芒畢露卻底蘊不足，就像是老紐約正星條旗old money和new money之間的區別。
而和這兩家相比起來，秦檜家族簡直能算是吃低保的貧困戶，那點家財和產業都不好意思拿出來看。
真是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趙宋宗室子弟們確實掌握了南宋優質商業資源的相當一部分，但是也別小看這些身居高位的權貴戰犯家族。
這些戰犯家族掌握的商業財富也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
就拿張俊家族來說。
張俊家族在絲綢、茶葉和瓷器的商業出口方面做得很大，一共擁有二十多家私人織造院，十幾座私人茶莊和三十多個私人窯口，產業遍布南宋東南、中部和四川地區。
大明織造總局垂涎三尺的蜀錦產業，張俊家族也有涉及，其他的土地、商鋪、私鹽、餐飲等等產業就更別說，壓根兒就沒有張俊家族沒涉及到的產業。
可見他們的攤子鋪設的有多開，富甲天下絕對不是說說而已。
有如此龐大的產業規模做根基，也就難怪張俊能夠留下那張中國餐飲史上著名的食單了。
整個張俊家族的生活奢侈無度，對平民百姓的壓迫甚至不能僅僅用殘酷來形容，整個家族上下彌漫著紙醉金迷的氣息。
張俊家族尚且如此，作為old money的王氏家族當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掌控的私人茶莊、瓷器窯場和紡織工場的數量都超過張俊家族。
而對他們的清算差不多結束的時候，茶葉司也好，漆瓷司也好，織造總局也好，整個規模都給催肥了何止一圈，他們甚至需要緊急從中都調來更多的專業經濟官吏協助他們辦理這些罪臣的產業，否則他們根本辦理不過來。
產業太多了，場子太多了，涉及到的生產原料和工人以及生產工具也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這些生意大部分都是趙宋宗室子弟和各大權貴家族安排他們信得過的商人們在打理，算是這個時代的職業經理人，商人們都是這些權貴家族的白手套，大頭利潤都是權貴們的，商人們得不到多少。
而現在權貴們被一網打盡，商人們也沒能獲得自由，更不可能反噬其主，因為強大的明國介入進來了。
代為管理商業資產的商人們面對強大的明國，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老老實實交出了賬冊、倉庫鑰匙等等至關重要的東西，然後乖乖等待明國的進一步處理。
對明國來說，大口大口吃進這些優質商業資產當然是很爽的事情，但是這同時也意味著超多的工作量。
在這種情況下，明國官員們需要熟悉情況的職業經理人們協助他們辦理這些事情。
整個辦理的工作必須要加快，要加快整頓，加快統一協調，並且和被明國控制的泉州、廣州市舶司統一協調好步伐，這樣便能讓已經中斷停滯了一段時間的海上貿易盡快恢復。
海上貿易從大整頓開始已經暫停數月之久，對于原先的商人們來說已經算是很大的打擊了，而對于明國的海貿政策來說，長期停滯也是沒有好處的。
所以三個部門的官吏們普遍選擇利用這些熟悉事物的職業經理人、白手套幫他們整頓這些分布廣泛且經營分散的茶葉園、紡織工場和民窯窯場。
一方面是要統計、核算這些生產地的產能與運輸條件，另一方面也是要對這些生產方進行改革。
他們將明國對工場進行整頓和經營的經驗引入了這些茶葉園、紡織工場和民窯窯場，給這些生存環境極差、政治地位極其低下且收入也較為微薄的最早的產業工人們帶去了曙光。
按照明國國營工場的經營制度，三個部門對這些地方引入了半計件工資制度和場長、指導員管理制度，還引入了生產隊制度和明國工人的福利待遇政策。
明國的官員們讓茶葉園、紡織工場和民窯窯場內的工人們自己推舉德高望重可以服眾的人擔任園長、場長，然後派遣部門內懂得相關專業知識的復興會員身份的官吏出任這些工場的指導員。
指導員負責給工人們傳達明國對工人的待遇政策還有明國的政治動向，負責為工場制定科學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監督工場方面執行規定的程度。
然後就是負責組織工人們進行一些業余的文體活動，活潑氛圍，拉近大家彼此之間的關系，為打破南宋時期僵化的生產模式創造條件。
這一系列行動下來，這些在南宋朝廷殘酷的行政指令下艱難求生的產業工人們都迎來了屬于自己的人生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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