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晉國士燮所料，華元弭兵的效力並沒有持續多久。僅僅四年之後，晉楚兩軍就再次爆發了一場大戰。
華元弭兵之後，晉國雖然沒有繼續同楚國在中原發生沖突，但卻積極向周邊拓展勢力。在麻隧之戰中，晉國大敗秦軍，極大地拓展了國勢。受此影響，中原各國也重新向晉靠攏。鄭國依仗晉國勢力，竟然發兵兩次攻打許國。許國在楚莊王時已經成為楚國的屬國，鄭國此舉無疑是對楚國霸權的冒犯。
魯成公十五年（公元576年），從危機中緩過來的楚共王打算揮兵北上，替許國復仇。在召集群臣商議此事時，子囊力勸應遵守華元弭兵的協議，建議通過外交方式解決這一問題。但子反卻表示︰「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共王于是撕毀盟約，發兵攻打鄭國和衛國，而鄭國不甘示弱，也回兵攻楚。中原地區再次陷入了戰爭狀態。
平心而論，楚國雖然並非師出無名，但在華元弭兵的大背景下，子反的意見無疑站不住腳。楚國的出兵，讓其在外交上很被動。晉國見楚國如此，也樂得順水推舟，召集了齊、宋、衛、鄭等諸國連同東南的吳國在鐘離會盟，一同對付楚國。華元弭兵至此正式破裂。
楚國見勢不妙，于是立刻單獨同鄭國媾和。得到汝陰土地作為補償的鄭國立刻倒向了楚國一邊，並同楚國結盟。在楚國的支持下，鄭國進攻宋國並取得了勝利。而衛國則在晉國的授意下進攻鄭國。
中原各國的小規模征伐只不過是晉楚兩國正式交戰的序幕，戰爭的真正高潮，還要等到躲在幕後的晉楚出兵正式交鋒。果然到第二年，晉國正式出兵伐鄭，鄭國立即向楚國求援，楚國隨即發兵。晉楚兩軍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接上了頭。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晉軍此次出陣，似乎並沒有做好和楚軍正面交戰的準備。听說楚軍前來，士燮便想退避三舍，避免主力決戰。但郤至卻堅決反對，而士燮之子範也支持郤至的意見，表示可以填平營中井灶，在軍營中與楚國決戰。範初生牛犢不怕虎般的言論雖然被士燮厲聲斥責，但卻贏得了晉國其他卿大夫的認同。欒書提出晉軍堅守營寨，避免主力決戰，伺機反撲，後發制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
應該說，在戰斗開始前，楚軍確實佔據了一定的優勢。這一天是晦日，春秋時認為是不吉利的。而楚軍偏反其道而行之，于黎明時分在大霧的掩護下靠近晉軍布陣開戰，而此時晉軍的援軍齊、魯、宋、衛等國聯軍尚未到達，晉軍可謂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雖然不少將領都強調楚軍列陣厚重，良將眾多，不易抵擋。但郤至卻冷靜分析了楚軍自身的劣勢，他指出，楚軍的大將子反和子重關系不佳，兵員老舊戰力不高，鄭軍和楚軍都陣容不整，而且又在通常認為不吉的晦日用兵，因此必定大敗虧輸。而從楚國逃到晉國，深諳楚人用兵之道的苗賁皇則指出楚國的精銳主力在中軍，因此可集中優勢兵力先擊破左、右兩軍，再合兵包圍中軍。在郤至、苗賁皇等人的力勸下，晉厲公終于決定與楚軍正面交戰。
晉國的戰術安排果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晉國主力的猛攻下，楚軍的左右兩軍抵擋不住。晉軍一度逼近了楚國的中軍，楚共王甚至被晉將魏一箭射中左眼，可謂狼狽已極。楚軍雖然紛紛敗退，但楚軍的戰斗力之高超，戰意之頑強也超出了晉國的預料。楚國著名的神射手養由基在敗軍之中大顯神威，先是一箭射死了魏，又率軍抵擋住了晉軍的追擊，而另一員猛將叔山冉則以晉軍士兵作為武器投向晉國戰車，晉軍動彈不得，被迫停止前進。
雙方激戰一天，到黃昏時分才告結束。雖然場面上是晉優楚劣，但楚軍並未被擊潰，而晉國獲得的戰果也極為有限，僅僅俘虜了楚國的公子茷。夜色降臨，雙方各自收兵回營，整頓兵士，救助傷員，補充糧草，修理武器，重擺陣勢，打算次日再戰。
這時候苗賁皇卻想出了一條妙計，他命人暗中放松對楚國戰俘的看管，讓他們逃回楚營報告晉軍的軍備情況，動搖楚國的軍心。果然，楚共王得到這樣的消息，便連夜召開軍事會議，可是掌管中軍的子反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不能前來。楚共王畢竟年紀不大，听說此事，哀嘆一句︰「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竟然就此命令撤退。第二天，全副武裝的晉軍發現楚軍竟然連夜退走，于是攻佔楚軍營地，盡奪楚軍糧秣，而此時晉國的援軍才先後來到鄢陵。楚國方面，貽誤戰機的子反受到楚共王的責備和與其不和的子重的逼迫，無奈只得自盡謝罪。鄢陵之戰就這樣以晉國的勝利而告終。
楚國在鄢陵之戰中的失敗原因很多︰首先自然是師出無名，在道義和輿論上處于不利地位；其次為了搶佔有利戰機，不顧軍隊的實際推進速度，強行進軍並發起攻擊，不但失之急躁，也造成軍隊的疲勞，導致戰斗力的下降；再次，在戰斗中，軍事長官判斷有誤，指揮不靈，導致戰術層面上的被動挨打，只是憑著單兵作戰能力的突出才勉強維持局面；最後就是主帥不守軍紀，貽誤戰機。
和楚國相比，晉國的取勝無疑得益于其正確的戰略戰術。但和城濮之戰確立了晉國的霸權不同，鄢陵之戰並沒有讓晉國獲得期望中的政治利益。從戰前諸卿大夫圍繞是戰是退爭論不休的場面即可看出晉國政出多門，諸卿不和，君臣離心的情況。正如戰後魯國大夫宣伯所言︰「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
在戰爭中，齊、魯、宋、衛等國援軍的逡巡不進，觀望不前即是這一心理的具體表現。因此，晉國雖然在鄢陵之戰中取勝，但並沒有因此而取得對中原諸侯國的控制權。特別是同楚國交好的鄭國更是始終不肯向晉國低頭。果然鄢陵之戰後不久，晉國爆發了內亂，三郤、晉厲公等人先後在內亂中喪生。雖然後來又有晉悼公的復霸，但已經不能挽回晉國的頹勢。
鄢陵之戰是長達數十年的晉楚爭霸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兩國主力軍隊的會戰。它也標志著楚國稱霸中原的失敗，而晉國雖然取勝，但其對中原諸侯的影響力也逐漸衰退。
鄢陵之戰以後，晉楚爭霸的局勢又重新激烈起來。此時，齊國、魯國、宋國、衛國同晉國交好，而秦國、鄭國、陳國、蔡國則同楚國相厚。晉國雖然在鄢陵之戰中取勝，但受困于國內形勢，其在中原的霸權一直不穩。為了拓展晉國在中原的影響力，晉國反復攻打鄭國，但鄭國感念楚國在鄢陵之戰中的援救，政治立場一直偏向楚國，並在楚國的支持下與晉國進行了十余年的交戰。後來雖然因為力量不支而被迫與晉妥協，但始終與楚暗通款曲。
楚國雖然在鄢陵之戰中失敗，但並未元氣大損，依然有能力同晉國一爭高下，因此與同樣與晉有隙的秦國逐漸靠近。雙方不僅相約共同進攻晉國，還進行了聯姻。不過，楚國此時卻受到逐漸崛起的吳國更加猛烈的進攻，雖然雙方互有勝負，但楚國的注意力卻被牽制于東南，對中原的注意力自然減弱。而另一方面，東方的齊國也趁機再次擴張勢力，企圖同晉國爭奪霸主之位。
長期的戰爭局面給各國都造成了很大的負擔。在動蕩的形勢下，各國的內亂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輪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漸掌握了諸侯國的實際權力。晉國、鄭國、齊國紛紛爆發了內亂，特別是晉國幾家卿大夫和國君之間相互傾軋，導致晉國國力大損，只能勉強維持表面的強勢。
這一混亂的局面大約持續了三十年左右，長期的戰爭形勢和日益激烈的國內矛盾已經使得即使是像晉國和楚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深感難以為繼，更不用說那些夾在其中的小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為各諸侯國的共識。
率先放段的是晉國當時的正卿趙武，這位昔日的趙氏孤兒為了緩和諸侯國之間的尖銳矛盾，先減輕了小國定期繳納晉國貢品的數量，又通過魯國大夫叔孫豹，表達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晉楚之間斡旋，達成和平協議的願望。
趙武的這一意見受到了當時各國諸侯的贊同。當時的齊國，內亂尚未結束，由崔氏和慶氏兩家執掌權柄，自然需要交好諸侯國以穩定形勢。而鄭國當時執政的子產看到諸侯國有達成和平的動向，便在楚、陳、蔡、許等國聯軍來襲時堅壁清野，不加抵抗，為和談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條件逐漸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奮勇，願意從中斡旋。上一次華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國大夫，這一次又是宋國的大夫向戌站了出來。和華元類似，向戌一方面同趙武關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國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諸侯之間紛紛提倡弭兵，向戌便決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會議。如此一來，在停止戰爭的同時，還可以極大地提高宋國的聲望和地位。
帶著這樣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說的道路。他先後拜訪了晉、楚、齊、秦四個最有勢力的大國。仗著同當權者的私交，晉、楚兩國自然無有不從，秦國也欣然應允，只有齊國猶豫了一陣，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勸說下同意了。眼見大國支持弭兵，各小國自然紛紛同意。
魯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會議再次在宋國西門召開。比起上一次華元弭兵，這一次的程度和規模都提高了許多。晉國、楚國、齊國、秦國、魯國、衛國、陳國、蔡國、鄭國、許國、宋國、邾國、滕國、曹國共十四個國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當然還是向戌。
經過向戌的斡旋，晉楚兩國確立了兩國屬國應當互相朝見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謂的「晉、楚之從交相朝」。不過，由于齊國和秦國國力較強，又分別同晉國和楚國結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國和滕國分別是齊國和宋國的附庸，因此也無須參加會盟。
雖然和議達成，但在會盟儀式舉行之前，會場的氣氛仍很緊張。晉楚兩國廝殺多年，仇恨極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會盟時，楚國為了預防萬一，暗中在禮服內套上甲冑，打算一言不合就動手廝殺，楚國令尹屈建聲稱︰「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晉國得知這一消息，也預先做了準備，打算一旦有變，就沖入宋國都城，據城防守。
在正式的會議上，各國代表共同通過了之前達成的協議，又確定了各國應當向兩國負擔的貢賦比例。然而，在最後歃血為盟時，晉楚兩國再次為盟主之位爭奪起來，雙方互不相讓，險些使談判破裂。最終在晉國大夫叔向的勸說下，由楚國擔任了盟主，但作為交換，盟書上首先寫上了晉國的名字。
雖然發生了不少風波，但史稱「向戌弭兵」的第二次弭兵會議總算順利結束。比起短命的華元弭兵，這一次弭兵會議的效力要長得多。自此之後，諸侯國之間數十年沒有發生重大戰亂，迎來了難得的和平時期。
弭兵會議確立了晉楚兩國共同稱霸的兩極政治格局。對于晉、楚、齊、秦等大國來說，弭兵會議的召開有助于處理國內日趨尖銳的矛盾和恢復由于戰爭而日益空虛的國力。而對于中原各小諸侯國來說，一方面免于戰爭的侵擾和破壞，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從兩個大國、繳納兩份貢賦的沉重負擔。
弭兵會議結束之後，齊景公、陳哀公、蔡景侯、杞文公，以及燕國、胡國、沈國、白狄等國的君主于次年赴晉國朝見晉平公；而魯襄公及宋平公、陳哀公、鄭簡公、許悼公朝拜楚國楚康王。從此，這些小國「僕僕于晉、楚之庭」，又「盡其土實，重其幣帛，供其職貢，從其時命，賀福吊凶」，導致「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的局面。
魯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向戌弭兵五年之後，各國再次在虢地會盟，重申並強調了弭兵會議的精神。盡管向戌弭兵是以犧牲小國的利益來維持大國的生存空間，但通過外交手段達到和平的局面，特別是宋國前後兩次在弭兵會議中起到了主導作用，也說明了弭兵會議的積極意義。弭兵會議推動了春秋時期的歷史進程，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