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志于輔佐君王大業、成就不世功勛之儒家人物，都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偉願。荀子作為戰國末期的儒學大師，自然也想要有這種機會，能夠了卻君王天下事，成就身前身後名。是故荀子在《荀子‧修身》一書中提到自己的修身之道︰「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通過這種方式修身，其實暗喻了荀子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志。
只可惜，他的政治思考和謀略主張，都因為遠遠地超月兌了當時那個時代，而最終只能成為一種在當時而言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藍圖。
可是荀子卻一直都沒有放棄，在修身養性多年之後，他嘗試著以自己的才能來治理國家。楚國春申君看中了他的才華，便任命他為蘭陵令。只可惜，沒有多久春申君便去世，留下無人知曉的荀子，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中，依靠傳道授業解惑為生。
有人不禁問道，如果春申君不死，荀子是否能夠在楚國大展拳腳？
事實上，在秦國「遠交近攻」與連橫策略的交互使用下，各國在外交上處處被動。而白起的崛起更是讓楚國在軍事上一蹶不振，從那以後，楚國便從戰國的強國中衰落。而秦國繼商鞅以後，又出現了一位政治巨梟——範雎，秦國的強大，已經是不可阻擋的了。因此，荀子即使在楚國受到重用，也不過是一時的輝煌，因為天下早晚是秦國的。
當時範雎久仰荀子的大名，但是僅僅是出于對其淵博學識的嘆服，因為範雎在政治上是絕對的成功者。于是乎，範雎見到荀子後，用略帶自豪地口吻問道︰「請問先生，你來到秦國可看到了什麼？」
荀子知道這是範雎在示威，但是，荀子有著「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他心里已經不再考慮這些問題。荀子自然見識到了秦國的強大，這個一直如老虎般雄踞在西方的強國，即將橫空出世，蕩滌天下。
自商鞅變法以來，秦惠文王也繼承了其先王秦孝公的改革措施，使得秦國在內政上不斷地強大，對外則讓魏國不斷地喪師失地。後來的秦武王昏庸到和大力士比力氣，只做了4年的秦國君主，而後大權便落入了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後的手上。宣太後垂簾听政41年，徹底平定了義渠國，穩定秦國內部；魏冉也是戰國名將之一，不斷東征西討，更發掘了戰國將領中的第一高手——戰神白起。從此，秦國南佔蜀中，北攻韓國，東擊魏國和趙國，可謂無往不利，屢戰屢勝。同時，秦軍還聯合諸侯軍隊將楚國打得一蹶不振。
而整個東方，綜合實力上能夠與秦國匹敵的只有齊國。然而，範雎來到秦國後，給秦國帶來的，不僅是簡單的「遠交近攻」，更是極大地發揮了秦國的優勢︰秦國憑借險要的關塞，沒出手就已經處于不敗之地；秦國據有關中平原，自古是產糧重地，加之蜀中也在司馬錯的攻伐下收入秦國的囊中，使得秦國在鹽鐵、糧草上面比之其他國家更加穩固和豐富；秦國因為法令的嚴酷，特別是連坐之法的施行，培養和發揚了秦國人樸實無華、彪悍善戰的風格；秦國注重情趣和服飾，有著渾厚而清新的音樂和優雅便利的服飾；秦國的官員更是嚴肅謹慎，官場之上很少有浮夸、不誠實、背信棄義、揮霍浪費的風氣；這種風氣到了士大夫的身上，士大夫更加嚴肅，甚至在做公務之時，從來都沒有去處理私人的事務，這讓秦國的政務處理得精確正確而迅速。
由此而觀之，秦國之強盛，能夠歷經數代而不衰落，是有其制度性的根源的。縱觀戰國七雄，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光輝燦爛的過去，但是如同秦國這樣，自秦孝公以來，歷代君王都勵精圖治，使得國家不斷強盛者卻沒有。
此時的荀子已經看出了秦國優于東方六國的關鍵所在，秦國的強大已經不是因為一個人，一種或者多種武器，也不是因為其英明的君王，而是因為它建立了遠遠處于時代前列的社會制度。
秦國率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改革，先進的制度帶來的是更加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效率，這種效率更通過人才的導引，被迅速地融入了國家機器的運行和戰爭軍隊的運作中。兩者的相互協調使得秦國愈發強大，面對秦國的強勢發展，東方六國表現不一︰魏國、楚國等國戰栗不已；齊國試圖與虎謀皮；趙國則想憑借著自己強霸一時的軍事實力妄圖和秦國一決雌雄。
當時秦國和趙國的軍隊已經在長平對峙了兩年時間，荀子已經看到了戰爭的結局——趙國必敗。
趙國孝成王，並沒有如同荀子一樣敏銳犀利的眼光和憂國憂民的思想，他依靠著其祖輩父輩打下的江山，不顧趙國山河日下的趨勢，整日沉醉在荒誕不經的生活之中。他哪里知道，狼子野心的秦王、雄才大略的範雎以及他們治理下的先進制度所引發的變革必將是天翻地覆的，到時整個戰國的局勢將發生前所未有的改變，趙國的滅亡是遲早的事。但此時的趙孝成王根本沒有將心思放在前方的戰事和當下的百姓身上，有甚者，他竟然不管禮儀的制約與一個名叫建信君的男子關系親密。
《戰國策》中曾數次提及建信君︰「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但是對于其生卒年，出身地點等卻沒有詳細可考的記載。或許在歷史的眼中，此人不過是個笑話，根本不值一提。可以猜測到的是，這個建信君應該是一個美男子，也許廉頗、趙奢、藺相如等人的接連失寵與其有著關聯。
「道不同，不相為謀」，藺相如等人雖然並非眼高于頂、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這樣的投機小人，他們是不屑一顧的。趙孝成王把持的是整個趙國的江山，是趙國無數先輩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成果，這里面更有廉頗、藺相如的血與汗，他們是趙國的臣子，就必須要忠心于自己的國家。哪怕國勢日衰，也要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這也許應該叫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是一國臣子必須盡的義務。
荀子嘆息著，回到了自己的國家——趙國。他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勸誡，讓趙國意識到危機的來臨。荀子想要把秦國的先進制度介紹到趙國，當然，他不可能直接說趙國的制度不及秦國，也不會直接地勸誡趙王去變法改革，只有趙王心甘情願地去做這些事情，一切才能夠水到渠成。
荀子認為，只要趙國能夠齊心協力，共同圖謀國家的發展，趙國很有可能會起死回生。當然，荀子的觀點與他的思想是分不開的。荀子認為人的力量能夠勝過天地萬物。他認為人都是群居性的動物，這種群居性讓人們能夠按照一定的標準，合理地分配生產工具和生產產品。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協和，「協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堅強，堅強自然勝物」。反之，如果分配不合理就會引來爭奪，爭奪必然引發紛亂，紛亂就會導致分離，分離就會造成衰弱，衰弱就不能勝物。他相信，只要趙國能夠合理地安排，人人各司其職，人盡其用，物盡其才，並逐漸讓這種現象成為趙國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傳統，趙國必定強盛。
有記載稱，當時的趙孝成王對于荀子的到來也是滿懷希望的。他當時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使趙軍所向披靡，擊破秦軍。故而趙孝成王一見到荀子，便開口先問道︰「請問先生，如何用兵，才能夠讓趙軍成為百戰百勝的神兵？」
在荀子身邊的臨武君率先發言了。關于臨武君，歷史上對于他的介紹可謂少之又少。對于行軍打仗，臨武君連後來臭名遠揚的趙括也是遠遠不如。但是論起紙上談兵，他可是一點也不遜色。聞听趙王發問，臨武君連忙說道︰「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荀子聞言，不禁搖了搖頭。如果這番話出自廉頗、藺相如之口，荀子就會以為他們是浪得虛名，但是這席話卻讓這位名不見經傳的臨武君說了出來。此話看似有道理，實際上則是漏洞百出。
荀子認為臨武君的說法大謬，依照古代的用兵方術，其根本在于能否得到民心，使得軍民一體、上下齊心。舉個例子來說，如果弓和箭的調和不好，後羿即使天生神力也無法把微小的目標射中。想當初，士人、百姓都親近和歸順了商湯，所以商朝最終戰勝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協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夠無往不利，最終打敗了無道的紂王。這樣看來，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撫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統治者能夠讓軍民一心、眾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贏戰爭。而現實中，秦國何以能夠在軍事上如此強大？就在于歷代秦王都能夠深諳安撫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爭相建功立業，為秦王效死力。
這時候，臨武君听出荀子的意思是要趙王按照秦國的方式來統治國家。如果趙王果真按照荀子的意見去做的話，臨武君這種依靠嘴皮子，卻沒有任何實際才能的人豈不是沒有了立錐之地？于是，臨武君馬上跳了出來，反對荀子的看法。
當然，臨武君也有自己的理由︰「荀子那些都是莫須有的東西，收不到任何實際的效果，虛幻的事情是趙王不屑于做的。趙國用兵，更應該重視軍隊的強銳。兵法有雲︰兵者，詭道也。軍隊取勝的關鍵，就是詭詐。什麼是善于用兵的人？就要求其部署行動迅速，計劃神秘，沒有人知道他是從哪里出發的，當大軍突然到來，別人只能感嘆神兵天降。昔日的孫武、吳起等著名將領，就是利用這種用兵之法才能夠無敵于天下。有誰听說過，依靠百姓取得了戰爭的勝利的？那不過是無知的統治者所喊出來的口號罷了。」
不合時宜的軍事思想
由此看來，臨武君和荀子的戰略思想有著本質性的不同。荀子注重的是在宏觀上把握戰爭，而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臨武君則把戰爭勝敗的關鍵，歸結于詭詐的兵法和精通戰爭的將領。或許人們可以設想，如果把白起放到趙國，姑且不論他是否能夠橫掃八方，單論他能否在趙國出人頭地、被趙王賞識並重用，都是一個難以預料的事情。
荀子正是預見到了這一點，因而對于將帥本身，並不是很重視。他認為，只有君主具有雄才大略，國家才能夠繁榮昌盛；反之，如果一國的君主昏庸無道，那麼國家就難以長治久安。只有崇尚禮儀和正義，國家才能夠有堅實的基礎；反之，國家就會紊亂不堪。因此，荀子得出一個結論︰只有依靠禮治，國家才能夠不斷強盛，否則，國家就會日益衰弱。
荀子從兩個方面，論述了他的治國思想︰
首先，還是要說起荀子對于人和物的關系，在荀子的價值觀中，人是能夠戰勝萬事萬物的，而人勝物的關鍵就在于，合理地分配生產物。然而，現實的情況表明，貴賤之間是有著嚴明的等級的，長幼之間也有著明顯的差別。因此，尊貴的人要比低賤的人分配得多，年老的人要比年幼的人分配得多，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種情況在荀子的理論觀念中被稱為禮（禮義），而天子則不用受到禮制的制約，因為制定這些禮義的是聖人。需要遵循禮義的是王公貴族、士大夫階層。而天子則是至尊至貴的存在，只需要享受禮制所帶來的和平穩定就可以了。禮制應該融匯到人們的一舉一動之中，俸祿也必須按照禮義來分配。而庶民百姓因為不知道禮義，只能用刑法來制約他們的行為，使他們努力勞動，為統治階級服務。
荀子思想的實質是認為等級制度的存在是合理的。而制定禮義、執行禮義的那些士大夫們，則是養活庶民的人。這與一般人認為庶民養活統治階級的觀點不同。因此，荀子對禮的定義，就是「養」（《禮論篇》說「禮者養也」）。孟子說「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意思是說，士大夫等階層是因為分工的不同，但是因為同樣在勞動，所以能夠分得食物。荀子則不這麼認為，他認為是治人養活了庶民。可見他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從重視民生轉移到維護統治者的地位上了。
其次，荀子從人性出發，認為人性本惡。他認為人是有的，只要得不到滿足，就會發生沖突。當然，荀子所謂的性惡論，並沒有一概而論。他認為，人性的善惡是可以通過後天來改變的，而具備這種改變條件的只有王公貴族士大夫階層。而一般的庶民由于沒有條件學習禮儀，就只能一直性惡下去了。對待懂得禮儀的士大夫階層，應該用親善的行為去拉攏他們；而對待不懂得禮義的庶民，則需要用刑罰來嚴格的管束他們。
這種兩分論的觀點是荀子早期的思想，到了後來，荀子經過細致的分析，把人分為了三種，即聖人、中庸和元惡。第一種人能夠制作禮義，一旦自己的行為有偏差，不需要別人的提醒和管束便能夠自動地矯正自己的行為；而第二種人則只知道被動地接受禮義，一旦懂得禮義也能夠約束自己；第三種人是庶民，他們不受禮義的教化，因而野蠻而性格惡劣。當然他們也不是不能夠改變，如果庶民的子孫能夠學習到禮義，也能夠被劃分到士大夫階層。
在這一點上，荀子和孟子的觀點也不一樣，孟子善于用統治階級的理義來證明人性本來就是善良的；荀子則是通過庶民不遵循統治階級維護利益的禮義來證明，人性本來就是惡劣的。荀子認為只有學習禮義，才能夠變化人性，轉換階層。
荀子之法從孟子之處一脈相承，只是他也知曉孟子所遇見的困境，因而，荀子認為，這些法應該法後王。歷史已經成為過去，以前法令雖好，卻只能適合當時的社會。如果盲目亂用古時的法令，現行的社會制度就會受到破壞。所以當今的大儒應該遵循禮儀制度，輕視一般的詩書，最終在修身齊家之後，實現真正的治國平天下。曾幾何時，孔孟之道盛極一時，但是他們的儒學並沒有在當時發揮應有的作用。
荀子知道他的觀點和政治主張一時難以得到統治者的認可而得以施行。因此，他只能夠退而求其次，就趙國最為關心的各國軍事力量進行論述。自西向東，趙國最需要面對的就是秦國、魏國和齊國的軍隊。
首先是秦國。秦國在畜養人民時，采取很「隘窮」的策略，而且還很殘酷地役使他們；秦國統治者擅用四種方式——武力、窮困、賞賜、刑罰，來使他們的人民听從國家的統治。
武力可以用來脅迫其人民，窮困可以用來危苦其人民，賞賜可以用來迷惑人民，刑罰可以用來踐踏其人民，想要出人頭地，做個人上之人，並向上層要求利益，打仗便成了其唯一可行且可靠的出路。秦國的人民很窮困，因此統治者能夠趁機奴役人民，一旦有功勞，國家便會給予其賞賜。功勞和賞賜相輔相成，幾乎成正比︰能夠斬取穿盔戴甲的敵國的5個士兵首級的，回來就能夠獲取5戶人家，並奴役他們。雖然這看起來比較殘酷，但卻是當時很有效的辦法，在牢靠地控制人民的同時，還能夠防止逃避稅賦的事情發生，保證了國家經濟的正常運行，進而為戰爭提供可靠的戰略儲備。由此而觀之，秦國自秦孝公以來，在對外戰爭中，屢次取得勝利不是沒有理由的，這里面可是暗含深奧的治國治軍的玄機。
自秦國向東，首當其沖的就是魏國。自魏國出現了像吳起這樣的奇才之後，魏武卒之名便逐漸聲震四海、縱橫天下。曾經連西邊強大的秦國以及南邊桀驁的楚國遇見了魏武卒，也只能退避三舍，由此可見魏武卒的厲害之處。魏武卒的重要特征是力氣大、耐力好，其標準就是能夠背負幾十根箭，操持沉重的彎弓，每次外出行軍作戰之時，都必須在兵囊上放上長槍，並帶著三天的口糧，日行兩百里。穿戴的盔甲也分為上體、中體和三種。當然，只要能夠被國家選中，是有著平常人沒有的待遇的，如能夠免除其勞役、賦稅等。但是這種做法，卻是實在地減少了國家的稅收，士兵越多國家便越加貧窮。
再看趙國東部的齊國，對于治軍也深有其法，他們特別注重軍隊勇力殺人的單兵技術和賞賜制度，只要斬獲了敵軍的一個首級，就頒發大量的獎金並赦免其罪責。只可惜這一切都是依據人的好惡來決定的，賞賜多少並沒有明確的制度性規定。在短時期內的小範圍戰斗中，或許還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如果是大規模的長期性的戰爭，齊國就會面臨很大危險。
綜合以上各國軍隊的優勢和劣勢，便可以得出結論︰秦國的精銳之師定然能夠橫掃魏國的笨重武卒；而魏國的武卒雖然不敵秦軍，卻可以很快擊潰齊國的軍士。這樣看來，似乎秦國的士兵應該是最厲害的，其實不然，除了秦國的銳士之外，還有齊桓公、晉文公鐵一般的紀律，商湯、周武王的禮義，都是比秦軍厲害千百倍的東西。因為秦軍雖然是最強盛的，但是依然擺月兌不了希求賞賜、爭取利益的低級追求，實際上這只是一種雇佣和買賣的關系。如果能夠變成尊重上層、安守法制、致力節操的理性，使得士兵都能夠用節操來約束自己，則「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天下一統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或許荀子的這種觀點，在後世能夠得以實行，但是在戰國時期卻不合時宜。不僅是趙國無法完成這樣的改革，即使是秦國也沒有辦法做到讓士兵人人自律。所以趙國毫不猶豫地拋棄了他的這種思想，如同戰國的大勢一般，趙國的衰微，秦國的崛起，已勢不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