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2【會試第一場】

(感謝學習委員提供的資料,明朝鄉試、會試不辦準考證,是拿著準備好的制式答卷,前往衙門填寫考生信息並蓋章。前文錯誤已全部修改。)

在會試之前數日,士子們拿著路引和官方文書,已經去鴻臚寺報過名。

接著,又帶自己準備好的試卷,前往禮部蓋章,就是所謂「印卷」。王淵、金罍這種新科舉人還好,往屆考中的舉人,還需把自己的鄉試文章一起帶去。試卷上填好詳細信息,方便禮部安排考房和座位號。

會試流程跟鄉試大同小異,也是黑燈瞎火就要入場,也是考生自己釘油布防雨。

歷史上這種情況,一直到張居正當首輔才得以改變。

因為天順年間貢院曾經失火,監察御史是個死腦筋,不敢擅自把貢院的門鎖打開,燒死九十多名應考舉子,傷者無數。張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訓,又認為考棚條件太過艱苦,于是就拆除京城貢院的木考柵,全部改成磚牆瓦頂的考屋。

從此之後,會試考生終于不用再自己釘油布。

今年的競爭並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考試人數有三千五百多,比三年前那場會試居然還少了三百。

當然,主要看錄取多少。

這誰都說不準,進士名額經常變動,上屆錄取了三百五十個進士。

半夜,三更天。

春寒料峭,眾士子苦等在貢院之外,不少人冷得瑟瑟發抖。也不知是真冷,還是因為太過緊張。

此時的貢院座位有九千個,提前兩天便看了座位圖,以防止臨考時找不到位置。

王淵與金罍挨得不遠,中間只隔了六十多號。

這並非巧合,跟他們所治本經有關,一個治《禮記》,一個治《春秋》。而治《春秋》、《禮記》之士子,在京城會試的時候,往往被安排在同一房。

按照明初的規矩,《易經》、《春秋》、《禮記》、《尚書》和《詩經》,同考官分配比例為1:1:1:2:2。

這是根據正統朝以前,各經考生人數制定的,但到正德年間已經發生巨大改變。

就拿弘治十五年的進士來舉例,《春秋》、《禮記》各二十一人,《易經》七十六人,《尚書》七十人,《詩經》一百一十二人。

看出異常沒有?

《春秋》、《禮記》二經的進士太少了,這並非個別現象,年年如此!

原因很簡單,《春秋》、《禮記》經義太雜,考試的時候容易懵逼。《尚書》雖然公認的學起來最難,但只要學會了,考試其實是非常好考的。而《春秋》又難學又難考,《禮記》學起來容易考起來難。

長此以往,治這兩經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治《詩經》的則多到爆炸,因為《詩經》學起來容易,考起來就更容易。

王淵當初哪知道這些,純粹是被王陽明和沈復璁帶坑里了。

但誰讓王陽明和沈復璁是余姚人,那里許多世家祖祖輩輩都治《禮記》。如果按照地域劃分,余姚《禮記》天下第一!

到正德年間,房官比例雖然沒變,但實際操作卻出現變化。

就拿這次會試來說,一共十七位房官,其中兩人負責《春秋》和《禮記》,剩下十五人負責《易經》、《尚書》和《詩經》。

這兩人,一個是王陽明,一個是溫仁和,他們共同批改《春秋》、《禮記》卷。

王淵的試卷,百分之百會被王陽明看到,因為兩位房官必須重復閱卷,並且要各自給出批閱評語。

敲敲打打把油布釘好,王淵小睡一會兒,便在迷糊中被人叫醒。

難道題目之後,王淵直接看《禮記》題,因為「科舉重首藝」。這句話,在清代被理解成「第一場」,其中包括四書和五經,而在明代特指第一場的五經題。

只要五經題答得好,四書題稍微差些,也很有可能名列前茅。

另外,明代科舉並不強制要求做八股文,你牛逼可以自己隨便寫。不過嘛,八股文是歷代士子總結出的文體,只要按照這個格式作文,就能在最短的時間,以最簡潔的文字把文章寫好,而且最方便考官快速批閱。

明代進士的《春秋》答卷,就偶爾有非八股文出現。

這是因為《春秋》有時出題太難,並且經義非常復雜,不易概括成一句話來破題。遇到這種情況,治《春秋》的士子就選擇不寫八股,而是以「論」的方式進行作文——風險很大,遇到不負責的閱卷官,這份答卷直接判為不及格。

第一道《禮記》題為︰「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聯系經義前文,可翻譯如下︰「審查聲,可以了解音;審查音,可以了解樂;審查樂,可以了解政治,治理天下的方法就完備了。」

當然不可能是字面意思,這里邊另有深意。

它跟倫理綱常有關,樂有五音,宮商角徵羽,分別代表君臣民事物。

審樂,即觀察天下社會之情況,從而找出治政當中的各種問題。某音不對,代指某個階層有問題,比如宮音微弱、商音雜亂,意味著君臣關系不穩,而且隱隱帶有兵戈之象。

盛世之音樂,中正和諧;亂世之音樂,怨怒乖戾;亡國之音樂,困頓哀傷。

禮和樂有教化之功,只要能使禮得其節、樂得其音,就能讓國家社稷正常運轉。

這道題討論的不是音樂,而是天下之治。

題眼在《禮記》的另一句︰「惟君子為能知樂。」

只有君子,也即士子、讀書人,能夠听懂音樂的內涵,能夠通過傾听世間之樂,來審查、糾正政治得失。

想明白這些,那就很好破題了,王淵提筆寫道︰「君子觀樂之深意,而為治之理得矣。」

為什麼說《禮記》難考?

這道題便能體現一二。

《禮記大全》里這一段,朱熹是沒有批注的。編撰者引用邵雍的批注來闡述倫理綱常,引用方逢辰的批注來闡述五音之別,關于治政的內容則只字不提。士子們需要結合上下文,自行去揣摩理解,非得有個好老師不可。

而科舉的時候,最好還要把邵雍和方逢辰的批注,隨便摘下些關鍵詞,用在八股文里做舉例論證。這樣才能在考生當中月兌穎而出,展現自己學問淵博又不月兌離考試大綱——《禮記大全》的批注太雜了,而且多得讓人頭皮發麻,這種批注引用純粹折騰人。

所以,治《禮記》的士子越來越少,而《春秋大全》比《禮記大全》還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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