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大宋朝廷的指責，穆栩一方自不甘示弱，趙楷第一個站出來，對穆栩軟禁趙佶一事，進行了闢謠和回擊。
穆栩的作法就更簡單了，他特意找了個風和日麗的一天，請趙佶于城外行獵，用實際行動駁斥了趙桓的說法。
而且趁著雙方打嘴炮的功夫，穆栩已開始暗中調兵遣將，對大舉攻宋進行最後的部署。
在與手下眾臣經過一番商議後，穆栩制訂了一個，與歷史上金人第一次南下時差不多的計劃，那就是分東西兩路同時攻打大宋。
東路軍不用多說，自然由穆栩本人親自統領，率主力八萬大軍，從燕京、涿州出發，利用河北一馬平的地勢，直取大宋國都東京。
西路軍則由鎮守飛狐的朱武統領，他將率飛狐口原有的兩萬人馬，以及征召的三萬民兵，從雁門關南下，攻打河東要地太原府。
為了防止在征宋期間，金國跳出來壞事，穆栩在長城燕山一線，自東往西的雄關要塞上，同樣布置了重兵防守，且每個關口都安排了悍將負責。
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和西軍達成了妥協，以及有府州折家威懾西夏，是以在西邊減少了防守壓力後，穆栩便稍稍做了些改變。
他將樂和從雲州調回身邊，作為隨軍參贊，任命許貫忠為燕雲留守、聞煥章為副留守、石寶為幽州都統。
前兩者管理政務，並負責大軍南下的物資調配。至于軍事方面，穆栩此次全權交予石寶統管，由其負責應對金國的威脅。
可以這樣說，如今穆栩一方已算的上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就在穆栩緊鑼密鼓做著最後準備時，大宋一方並非毫無察覺。
雖然穆栩听從王寅的建議，扣住了吳敏一行，但如此大規模的兵馬調動，自然做不到悄無聲息。
緊鄰穆栩治下的宋朝州府，在探得這些軍事情報後，提醒和求救的公文宛如雪花一般飛向開封，令趙桓君臣頭大無比。
只不過有些事情，並不是事先得到風聲，就能作出有效的應對，大宋朝廷就是這種情況。
在得知穆栩可能要發兵南下的消息後，趙桓連著召開大朝，與滿朝文武商量來商量去，最後只定下了，從東京選拔禁軍北上增援的措施。
而大宋朝廷之所以在面臨外敵入侵時，會表現的這般失措和遲鈍，用一句老話便可概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眾所周知，在歷代王朝之中，大宋是出了名的三冗兩積嚴重。
從趙匡胤建立大宋開始，再到宋神宗繼位，近百年的時間，看似繁華的社會之下，實際上卻是日益加重的冗官、冗兵、冗費現象，以及由此帶來的中下層百姓的積貧積弱。
大宋後期的統治者，並非沒有想辦法對此進行補救，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而在王安石背後推動此事的，正是十九歲登基的宋神宗趙頊。
初登大寶的宋神宗彼時躊躇滿志，面對開國百余年危機四伏的宋朝，他懷著一腔熱血，想要拯救這個積重難返的國家。
作為一國之君，自不能大小之事皆親力親為，所以在實施變法之前，有兩個人進入了宋神宗的視線，王安石和司馬光。
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傾向于來源，二人變法思路完全相反，神宗最終選擇了王安石，司馬光則成了反對派。
一般而言，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富國的措施包括青苗法、免役法等，強兵包括保甲法、將兵法等。
在變法初期，這些政策的確對大宋產生了一定的積極效果，使得國庫充盈、對外戰爭勝利，國家開疆拓土。
但在農業社會的宋朝，國民經濟是相對穩定的，國家一旦富了，那就意味著地主階級和百姓窮了。
因此，變法從實行的那一刻起，就遭到了守舊派的強烈反對，在這些人的煽動下，民間非議極大。
為了平復民怨，宋神宗將王安石等變法官員貶官背鍋，拋開變法派，親自掌舵繼續推行變法。但後期由于對外戰爭的失利，導致國家損失了幾十萬將士後，宋神宗大為受挫，最終英年早逝。
在後世的認知里，這次變法是完全失敗的，因為在教ke書里是這樣記載的︰公元一零七六年王安石罷相，宋神宗依舊堅持變法，但卻舉步維艱，直到三十八歲去世，其後八歲的宋哲宗趙煦繼位，高太後認命司馬光為相，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在高太後的主導下，司馬光等人致力于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此一時期改革派人士幾乎全招貶職。蔡確、章惇等被貶至嶺南，開啟北宋貶官至嶺南的先例，以及黨爭的先河。
可書里卻沒寫，在高太後過世後，十六歲的宋哲宗在元佑九年親政，重新任用章惇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恢復宋神宗的新法，史稱「紹述」，意為繼承，曾布用為翰林學士，張商英進用為右正言。
章惇當政期間，對元祐諸臣大肆報復，以「抵毀先帝、變易法度」的罪名，剝奪了司馬光、呂公著的贈謚，絕大部分的舊黨黨人都被放逐，貶到嶺南等蠻荒地區，又企圖追廢高太後，為哲宗所止。
到了宋徽宗時期，為了調和兩黨之爭，趙佶將章惇以罪貶逐于外，改用韓忠彥、曾布為相，試圖補救一番。
當然，在貶斥章惇這件事上，徽宗趙佶報復的可能性更大，只因在宋哲宗去世無子的情況下，選擇大宋後繼之君時，向太後屬意當時還是端王的趙佶，而章惇則大力反對，他給出的意見是，「端王輕佻，望之不似人君。」
因此，趙佶登基後，完全有動機報復章惇。
可即使如此，有一點卻是無可爭議的，那就是徽宗趙佶也是變法派，他在位時力圖恢復父兄的新政。像大名鼎鼎的奸相蔡京，便是新黨中人。
只不過遺憾的是，此時新舊兩黨的矛盾，已是不可調和。再有就是，蔡京私心過重，與宦官童貫等人勾結，立「元祐黨籍碑」，將司馬光等人一一定為奸黨。
這便使得趙佶在位期間，非但沒能壓下兩黨之爭，反而使得兩派斗爭愈發激烈，加速了北宋的亡國。
但有一個事實，後世卻沒人提起，那就是在哲宗、徽宗時，二人逐步恢復了免役法、保甲法、青苗法等王安石變法的舉措。
也就是說，從宋神宗開始變法到靖康之變，北宋滅亡的這四十年間，有大部分時間北宋實行的就是王安石變法。
如此，又豈能說王安石變法是失敗的？
後世不提「王安石變法導致北宋滅亡」這一觀點，是由于其變法內容符合是時代潮流，比較先進的，像民國時期實行的保甲制，便是參考了王安石的保甲法。
俗話說的好，領先一步是先驅，領先十步要先逝。
王安石就是太過領先所處的時代，才落得那個下場，也間接加速了北宋的滅亡。
好比真實的歷史中，古人對其變法的主流看法都是負面的，南宋、元、明、清四代近八百年中，王安石變法大抵是禍國殃民的代名詞。
綜上所述，也難怪歷史上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不是發生金國入侵之事，就算北宋不亡，但也絕不會再有南宋的百年江山。
某種程度上，外敵的入侵促使宋朝內部矛盾趨向緩和，使得外部矛盾成為主流，延緩了宋朝的存在時間。
當然，不管這種觀點是對是錯，都不能改變穆栩南下的決心。
到了靖康元年年末，穆栩和大宋之間的火藥味越來越濃，但凡明眼人都看出來，雙方的大戰就在眼前，已是不可避免之事。
與穆栩的堅決不同，趙桓此時仍舊心存幻想，到了這年除夕來臨之前，他不顧吳敏一行被扣押的事實，又派遣了一隊使節前來出使，妄圖用高官厚祿和割地賠款，來誘使穆栩放棄戰爭。
穆栩一開始對宋朝使團來訪一事，本是抱著嗤之以鼻的態度，並沒有將其放在心上，直到之後發生的事情，卻讓他勃然大怒。
原來當日祭祖完畢，在休息的間隙，趙福金突然一反常態，言語中不但提到了近日之事，還拐彎抹角的替趙桓說起話來。
穆栩一听這些話，頓時就警覺起來，只因他清楚的知道，妻子是個喜靜之人，平日里幾乎很少出府，又不愛過問外間之事，今日卻這般反常，必是有人在她面前說了什麼。
若想輕易接觸到妻子，並挑撥她來勸說自己，那此人要麼是府上下人，要麼便是拜訪的官員女眷。
想到這里，穆栩的腦子立即轉動起來。
他心下明白，此事若是前者所為還好，無非是府上有大宋安插的探子，只要將其揪出來也就是了。
但若是後者的話，那就說明他手下或許有官員懷有異心，要不然就無法解釋，誰家女眷會這麼不開眼，來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