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朱一貴，原本朱怡成就沒想把他怎麼樣，之所以把他召至南京主要是看看這個人，另外福建初平，朱一貴在福建名氣太大，手下義軍人數不少，大明如想在福建長治久安，必須對福建上下進行治理，其中就包括對義軍的整編和遣散。
如果把朱一貴留在福建，做這些事必然很不方便，朱一貴不是陳五顯，陳五顯兵敗後投靠朱怡成，雖然他在福建的名氣也不小，但陳五顯已無自己嫡系，把陳五顯在福建亮出來取的是他的名而不是他的勢。但朱一貴就不一樣了，這人年輕，名氣大，手下還有數十萬義軍，這些義軍結構又是魚龍混雜，如果朱一貴呆在福建的話朱怡成很不好下手，一旦鬧出點事，那麼剛剛收復的福建就得再起波瀾。
考慮到這些，朱怡成找了個借口就把朱一貴召至南京，同時也想看看此人是否可用。畢竟在後世朱一貴也算是留名的人，對于這樣一個人物朱怡成難免有些好奇。
至于所謂的交城榮順王朱美垸旁支後裔，這對朱怡成來講根本就算不了什麼，別說朱一貴這個旁支後裔根本就說不清楚，就算他是交城榮順王的直系後裔又如何？區區一個百數年前就被除了國的郡王後裔還能翻出什麼事來麼？可別忘記他朱怡成才是正統皇族，洪武至今，朱家繁枝葉茂，後人數不勝數，民間有姓朱的能和皇家攀上幾分親的多了去了，哪里缺朱一貴這麼個人？
沒想到朱一貴這人倒是一個聰明人，不僅一眼就猜出了朱怡成的身份，而且還向朱怡成主動請罪，如此知趣倒是有些出乎意料。交談一二後，朱怡成順水推舟，索性借榮順王一事為由，先狠狠敲打了一下朱一貴，隨後法外開恩，又讓他安排入總參謀部，令本以為性命不保的朱一貴先是膽戰心驚，隨後又感恩戴德，輕輕易易地就把此事給了了。
安置朱一貴只是件小事，對于朱怡成來講他還有更大的國家大事要辦。在老曹老鋪的那頓鴨子吃的不錯，同時也親眼目睹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想法，尤其是那些食客們對于滿清和大明的比較，以及相互間對農商看法之辯，和曹小二口中所說的大明賦稅和反貪之事，朱怡成听的是尤為上心。回到宮中，朱怡成細細思慮幾日，特意招來鄔思道等人商議一番後決定推行三事。
第一件事，是四民之論。士農工商四民說，在中國已流傳千年，尤其是儒家學說自宋朝朱子後對于四民之說更甚。在民間，萬事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句話是眾所周知，而商人雖有錢，但地位低下，再加上明朝開國後又采取特殊的戶民制度，導致各階級矛盾加劇，尤其是軍戶、匠戶和商戶制度，到明中後期幾乎崩壞，這也是明中後期文人全面壓倒各層階級，擾亂朝政，同皇帝爭奪權利，甚至不顧天下安危以一己私利致使國家大壞的主要原因。
崇禎皇帝死前曾經感嘆過「朕非亡國之君，臣均亡國之臣」，還咬牙切齒咒罵滿朝官員皆是可殺之人。這雖然是有著崇禎性格上的弱點，剛愎自用又無擔當，做事只顧眼前利益而無大局所至，但他所說的幾句話多多少少也是有些道理的。
四民之論，導致階級對立，更形成了文人一家獨大的場面。這點，朱怡成心中是一清二楚。早在寧波時，朱怡成就刻意扶持軍中勢力和商人，以模糊四民之論，逐步提高軍人和商人的社會地位。在當時，因為勢力不大，地盤還小，投靠朱怡成的文人也少，他這樣做倒也沒什麼阻力，可當拿下浙江和南京後，隨著大明正式重復，這天下看好朱怡成逐漸多了起來，尤其是科舉一開，本就擁有科舉優勢的文人逐漸開始佔了上風。
雖說無論是廖煥之還是鄔思道，他們這些文臣高官既是讀書人，同樣也是明白朱怡成所想的老人，對于朱怡成平衡四民的策略一向不反對，但同時作為文人出身的他們，從立場而言卻又不免會在有些時候傾向于文人。
長此下去，歷史必然會走入一個死循環，百年之後，這大明恐怕又會如明中後期那樣繼續形成一股強大的文人階級，從而使整個國家不思進取，最終腐朽。
對于這，朱怡成當然是不願意看見的一幕，而且從他在曹家老鋪所听聞的話中已經有所感覺，這民間的風氣正向自己不願看見的方向悄悄發展著。
故此，徹底廢除四民，打破各階級之間那道無形的壕溝，這是必然要做的事。當然了，文人的社會地位和其所擁有的知識帶來的優越性必然會使得文人對這種政策有所抵觸，而且如果處置不好的話，甚至會引出大問題來。可別忘了，這文人雖然大多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甚至殺只雞都得暈半天，但他們這張嘴皮子和手中的筆卻是不饒人的。朱怡成可不是已經君臨天下手握大權的朱元璋，何況就算是朱元璋當年也沒做到這步，所以朱怡成只能推行溫水煮青蛙的政策，先是放寬和繼續模糊四民之論，在民間徹底消除戶民制度的殘余，開放軍人和商人入仕的通道，同時也加強治下商業建設，用這種潛移默化的方式逐漸改變現狀。
在朱怡成看來，老人家一句話說的非常好，革命工作無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分工責任不同。只有徹底消除了這種傳統概念，那麼這社會才會進步起來，國家也會越來越強盛。
當然了，當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有新的階級產生，但相比而言，那也是一種進步，這種新的階級取代舊階級是社會進步的必然因素，也是不斷給社會帶來活力的推進劑。
第二件事，關于賦稅和貪腐問題。這兩者可以說是一點，從目前情況來看應該還算不錯，無論賦稅方面還是貪腐都控制的比較好，當然也是因為大明初復不久的原因。
一個王朝或者說一個政府，從一開始總是有些新氣象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陰暗面就將逐漸暴露出來。可以說，歷代王朝都逃不過這些問題，王朝的統治者一直在和這些問題進行斗爭，所以才有那麼多因為賦稅而爆發的戰亂，甚至財政崩潰導致的王朝更替，也有不斷腐敗到反腐再到腐敗連續不斷的惡化。二者合一，形成了一個永遠也走不出去的怪圈。
這些問題其實到二十一世紀依舊存在，朱怡成也從來沒有奢望能夠徹底解決問題。他只是希望能把問題控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也是他建立鑄幣廠和銀行以控制金融，減少損耗，然後又以養廉銀方式減少貪腐的主要目的。再加上各項監察制度的建立，還有手中錦衣衛的控制，以做到有效的防範。
但這些依舊不夠，對于監察的嚴格還需要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其實歷代王朝統治者也想到了這點，這也就是民間所謂「告御狀」的形勢，但這種形勢往往只是形勢而已，經明朝一朝，也就是朱元璋在位時做到了，但以朱元璋的強勢卻也未能杜絕這種情況，其難度可想而知。
所以，要實施這種方式還需要兩點，一點是言路的暢通，第二點就是三方的監督。開民智，保證言路暢通，再加上非官方的第三方監督是必要的。雖然這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但能夠保證以最大限度把問題控制在一個範圍內，這就是朱怡成所需要的。
既然談到了以上兩點，尤其是第二點，那麼就不能不說第三件事了，那就是言論。
前面說過，文人嘛，善于用嘴皮子和筆桿子，言論是一個好東西，它既有好的一面，可同時也有令人害怕的一面。適當地控制言論，或者說引導言論，這是統治者必要的手段，也是穩固統治的有力武器。
更重要的是，如今大明還未真正獲得天下，這天下最強大的對手清廷依舊擁有比大明更為雄厚的資本。朱怡成心里很清楚，一旦有所失誤，那麼所帶來的結果很可能是無法挽回的。許多勝負不僅是在戰場，更在戰場之外。
清廷在神州還有大量的地盤和充裕的人口，清廷依舊以正統自居，神州大地上，許多人依舊還願意做清廷的奴才。至于那些義軍，無論是祝建才或者是川中的王致清，他們所用的手段是用宗教來控制，在所被控制的人中，他們當然視之為「救世主」，沉浸在打造一個極樂世界的幻想之中。
那麼在這種時候，言論就極其重要，或者說宣傳。只有用這種方式來告訴自己的臣民，同樣也告知這神州大地所有的老百姓，爭取他們的民心，這才是最好的辦法。
為此，朱怡成決定在除六部和總參謀部之外再成立一個部，而這個部就叫宣傳部，宣傳部顧名思義就是以言論出發，控制和利用宣傳的部門，但這個部究竟用誰來負責，關于這點朱怡成手上卻沒有人，為此他委托廖煥之和鄔思道等人看看有誰值得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