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余文儀，在四月里的請辭不允後，到了這一年的十一月，終究因年歲已大，再者冬日寒冷所致，真是病倒了。
余文儀再度以老疾乞休。情詞懇切，皇帝亦被打動，著照所請。
盡管終究放了余文儀歸去，可是皇帝還是下旨嘉獎，準以原品致仕之外，更是加恩，賞給太子少傅餃。
余文儀終于歸去，不用每日里在刑部朝房別別扭扭地相處，英廉倒也松下一口氣來，更覺這一件事兒算是全都過去了。
他自與和珅一同，繼續經營他們與惇妃的關系，借著惇妃的口，總叫和珅的福晉馮氏時常帶著小天爵入宮請安就是。
待得余文儀離京回鄉之後，英廉便也與和珅將已經給余文儀的兒子余延良羅織好的一個罪名的證據，全都銷毀了去。
不是良心發現，只是派不上用場了。
要說他們給余延良羅織的這個罪名，那也是相當的惡毒——去年曾經發生一件大事兒，一個名叫嚴的山西人，竟然投書給四阿哥永以及大學士舒赫德，想要請這二位轉呈他的意願，奏請皇上再立中宮！
舒赫德接到呈件細讀，立即拘禁嚴，並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獲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啟》。
更要命的是，這位嚴，他只議論請立中宮還算好，可是他竟然論及了那拉氏，甚至有為那拉氏再續美名的意圖去！
終究那拉氏的事在民間是一個謎團，民間只是知道堂堂皇後莫名地死了，死後只以皇貴妃的名分入葬，實際上棺木的級別只是貴人的……
此事難免引起民間的揣測，可是揣測終歸只是揣測，猜來猜去就把那拉氏猜測成是烈女了，那滿人習俗里最忌諱的薅頭發，也成了漢人意識里的「削發為尼」去了。
這位嚴在奏折上說皇上當年是年過五旬，那拉氏是為了保護皇上的龍體而躲避皇上的寵愛，才有意挺觸剪發的。他在奏折中用「賢美節烈」、「挺觸輕生」這樣的詞來形容那拉氏，請求乾隆帝補頒詔旨表彰故後，同時議立新後……
舒赫德一看，頭都大了，這都哪兒跟哪兒啊？此事更是嚴跑到他家來，私自投給他的，他要是不上報，將來總難以自辯。故此舒赫德立即將此事上奏給了皇帝去。
由于所議之事涉及宮闈，皇帝對案件非常重視。辦案人員對嚴嚴刑逼供，拘訊嚴在京所結識人員和老家親屬，追查消息來源，最後照「大逆」律定擬嚴「凌遲處死，家屬從坐」。皇帝命改為斬立決，家屬免坐，已屬開恩。
這嚴的事，到後來被證明是一場鬧劇，是嚴在家遭不幸，妻兒死去，自己又患病，想借此「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
軍機處檔案記錄下了此人此事的審訊經過，以及嚴本人的自白︰
「詰問︰你議立正宮一節內‘賢美節烈’、‘挺觸輕生’等語並不是可以編造得來的，況據你供要說得好些才可補行頒詔，那‘挺觸輕生’並非好話，你如何這樣編寫，可見得必定有人告訴你的，若再不實供又要動刑了。」
「嚴供︰‘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後回京，我那剛在山西本籍即聞得有此事，人家都說皇上在江南要立一個妃子，皇後不依，因此挺觸將頭發剪去。」
「這個話說的人很多，如今事隔十來年，我哪里記得是誰說的呢？後來三十三年進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後身故不曾頒詔，將禮部參奏致被發遣之事。我隨即因病回家，三十六七年間我妻室子女都死了，氣運顛倒，想到人孰無死，若不做些好事留個名聲就是枉為人了。那年進京後心里妄想，若能將皇後的事進個折子準行頒詔，就可以留名不朽。」
「又想從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說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將傳聞立妃剪發之事總不提及，說成皇後賢美節烈，希冀動听頒詔，這實在是我想了多少日子才定了主意這樣編寫的。我三十七年進京時在路上還做過兩幅對子，一副是’忠孝節義果能行，雖然貧賤，理宜起敬；奸婬邪盜若有犯，即使富貴，法難寬容’，又一副是‘臣道維艱，利祿條條，焉能事事行公正；乾綱不易，將相濟濟，那能個個別賢愚’，總是我糊涂好名的想頭。」
「至所說‘賢美’二字就是《詩經》上後妃美而有德之意，‘寵幸’二字就作和好講，‘輕生’二字即是身故，‘挺觸輕生’就是說皇後節烈之處，並沒有別的意思，是實。」
「又供︰我要投遞折子緣故，一則可以得名聲，再則希冀有些好處，或借此可得功名，這個念頭也是有的。」
案件發生後，皇帝自是大怒，命大學士舒赫德、協辦大學士阿桂、刑部尚書英廉與三司九卿會審，嚴的同鄉與家人均被牽涉其中。
此事英廉就是主審官員，他對此事知之甚詳。
此案到最後因成了一出鬧劇，便也不了了之，舒赫德和英廉等人也都不願再多牽連，這便早早結案，以嚴一人死罪來塵埃落定。
可是此事在英廉這里，在余文儀忽然奉旨進內廷來請脈的事兒上，便派上了用場去——因為那嚴就是山西人啊，而余文儀的五子余延良，在發生這件事之時，正在山西司任職啊~~
一旦將余延良與此案瓜葛上，或者說他職司不嚴，以皇上對嚴之案的憎惡程度，那余延良可就很有一壺喝的了。
只是誰也沒想到，皇上對嚴之案查辦那麼嚴，卻對後宮兩件假胎之事竟然就這麼簡單地過去了，那英廉自己倒也樂得就將這樁已經給余延良羅織好的罪名給銷毀了去。
終究，但凡為那拉氏喊冤的案子里，就沒個得好下場的。他自己也是能避開這樣的事兒，就避得遠遠的吧。
倒是和珅從這一案中又看出了些有趣的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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