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數十萬」大軍覆滅于黃河大名府南樂鎮段，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淹死在了河中。
除了同軍抓獲的俘虜，以及隨童貫逃到堯山又回到東京的部分官兵外，還有大量散落民間的潰兵。
這些潰兵給河北兩路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的同時，也將不可與同軍敵的恐怖傳說帶到了各州縣。
而徐澤隨後的出巡，更是赤果果的武裝大游行，有力震懾了各地還未接受整編的駐軍和反對勢力。
因準備工作到位，同舟社對河北各地舊軍隊的整編很順利，並沒有鬧出什麼蛾子。
最初，部分軍漢對整編還有些猶疑，得知編余人員會被退給朝廷後，出于可能會繼續對陣同軍的恐懼，這些人立即轉變思想，積極接受整訓。
至秋糧征收前，牛皋、武松、李逵三個軍已經完成了七個師的初步整編，最後一批三個師的整編也已經開始。
徐澤這段時日在組織整編師營以上軍官輪訓的同時，還對戰曹組織的軍級機關參軍集訓進行指導。
在機構設置上，軍與師有明顯的區別。
師是獨立作戰單元，訓練、打仗、教育、管理，什麼都要抓。
而軍則更偏重于指揮打仗，研究本戰區方向要打什麼樣的仗，要怎樣打。
然後，根據具體作戰任務，向本軍配屬的各師下達訓練任務。
普戰師為了適應大部分作戰地域，編制相對固定。
而軍則根據任務不同，由若干個師組成，編制並不固定，但每個軍不會少于兩萬人。
一個軍轄數個師，並不是簡單的戰斗單元累積。
徐澤對各軍建設的要求，是可協同或單獨發起跨「路」級行政區域的戰役，並擊敗兩倍以上兵力的金軍。
很明顯，與師以下作戰單元強調能硬撼多少敵軍的戰力要求不同，軍以上單位作戰更側重于戰場掌控的能力。
戰場掌控一詞說起來很玄，其實理解起來並不復雜。
簡單地講，指揮者要有能在較大戰區範圍內準確掌握敵我雙方兵力部署和用兵方向，並干擾進而影響敵軍做出誤判，以讓已方掌握戰場主動權的能力。
要講清這一點，首先得明白軍以上單位作戰是什麼概念。
軍以上單位作戰，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人多，本方幾萬，敵方也有幾萬甚至更多，加起來動輒上十萬。
其次是作戰半徑廣，敵我面對面完成兵力部署的情況極少見，雙方集結後再出征的距離一般至少相隔數百里，甚至幾千里。
這麼多人在如此遠的距離調動涉及到很多復雜因素。
即便是交通運輸相當發達的後世，數萬以上人遠距離整體機動也是個很復雜的課題，更別說道路條件較差、甚至很多地方就沒有道路的當下。
當軍隊達到數萬規模以上時，數量就不再是決定勝負的最關鍵因素了。
包括寬闊的大草原在內的絕大部分地形，行軍路線通常只有很少的幾條可選。
又因為道路寬窄，沿途水源承載能力等條件限制，使得大軍的行軍縱徑通常拉得很長。
甚至，為了能夠按時到達指定戰場，軍隊超過一定規模後，就必須兵分多路。
這就導致了大軍遠距離機動過程中，單位時間內能投入某個未知戰場正面的兵力會很有限，也就是常說的「兵多到一定數量就會用不上」。
軍隊規模越大，總兵力和單位時間內能投入作戰的兵力比率就越夸張。
這是受地形、道路、糧秣、飲水、宿營、軍隊行軍能力差異等諸多因素限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以同軍與宋軍的京東大戰為例，就算童貫一開始就有數萬精銳大軍捏在手中，
由于宋軍的組織結構和沿途道路等條件限制，這麼多人也不可能整體推進，大軍必然會分出數部，行軍縱徑會達到數里，甚至十余里長。
這個縱徑相對于數萬精銳大軍來說並不是多大的問題，只要不亂，隨時都能夠做到首尾兼顧。
但童貫在戰略上作出了誤判，被賊軍的指北打南和指南打北搞得疲于奔命，大軍在反復的調動中必然不斷月兌節，行軍縱徑逐漸變成數百里。
到了這個時候，童貫已經失去了對戰場的有效掌控，數萬大軍也變成了若干個單元，這些單元雖然不獨立，卻因為距離等原因無法相互支持。
而對戰場有效掌控的賊軍則可以集中優勢兵力逐個擊破官軍，輕易贏得勝利。
這還是地形相對狹小，兵力也不多的京東戰場。
當兵力和地形都擴大數倍後，戰場掌控效應就會不斷遞增。
真實戰場上，敵我雙方通常都有不得不守的戰略要點，以及不得不防的薄弱部位，又會讓情況變得更加復雜。
所以，能否有效指揮數萬人級別的戰斗，就成了自古以來衡量名將的重要尺度。
但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絕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模不到「戰場掌控」的門檻，沒有名將怎麼辦？
而且，兩軍對戰，不僅需要掌控戰場，還要涉及到包括物資調度、組織行軍、指揮戰斗等技能在內的統兵能力，任何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戰爭的最終勝負。
即使都是「名將」，統兵能力也有高下，敵方將領的能力高于己方，怎麼辦？
徐澤的解決方案就是建設一個過硬的軍級機關，以輔助軍正有效掌控部隊和指揮打仗，讓強將變得更強。
軍級機關不是軍正本人的幕僚團，而是包含情報、作戰、訓練、規劃、機要、保障等參軍之職在內，名為「戰處」的正式機關。
很明顯，以同軍當前的積累，還撐不起三個戰處，只能先搭起一個簡單的框架，以後再慢慢完善。
這些軍級參軍除了戰曹下派外，大部分是從各師抽調的精英人才。
全新的機關，全新的人員構成，全新的職責要求，只有加以專業的培訓，才能擔起這份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