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辜鴻銘和華東**的接觸時間要比嚴復早得多，在華東**剛成立上海新區的時候，華東**曾組織了一次上海的工商界的人士到青島訪問的活動，當時辜鴻銘也參加了這次行程，應該說在那一次行程中，華東**還是給辜鴻銘留下了不錯的印像。
不過從那以後，華東**和辜鴻銘就再沒有什麼直接的接觸了，畢競華東**的精力主要在發展工業化和經濟上，看重的是詹天佑這樣的技術人材，而不是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而辜鴻銘雖然也承認在華東**的治理下，社會民生，精神氣貌確實都要比清廷要好得多，但他的骨子仍然帶中國傳統文人的清高和傲慢，華東**不來相請，辜鴻銘自然也不會主動上門，而且還故意做出一付對華東**也不屑一顧的樣子來。
但辜鴻銘的大部份時間都居住在上海，也得到了許多了解華東**情況的機會，而且雖然辜鴻銘在表面上表現得對華東**不屑一顧，但實際對華東**的動向相當的關注，華東**出版的幾份主要報紙基本都一期不落，另外對華東**出版的幾本學術著作也是本本都購買，並且都進行了認真的研讀。
應該說辜鴻銘對華東**的土地制度是相當不認同的，對華東**繞過士紳階層，直接面對基層百姓的治理方式也頗有微詞，但對華東**治理的效果還是有些佩服，畢竟辜鴻銘是在歐洲留學14年，並且拿到了11個博士學位，留學的經歷主要是在英國和德國，對歐洲國家的治理環境有相當的認知，而華東**成立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治理能力卻並不遜色于歐洲國家。
而對華東**的學術理論著作，辜鴻銘的評價也是各有高低，比如對華東**的土地理論，就很是不屑，而對工業化理論也並不怎麼上心，但對華東**提出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而非民族國家這一概念卻有相當的認同感，因為辜鴻銘是推崇中華傳統的孔孟思想學說，這和中國是文明型國家的理論有很大的契合之處，而且這個理論也給了辜鴻銘很大的啟發，使他對中華文明優于歐洲文明的理論可以更為完善。
還有就是華東**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及社會制度、文明的批評，辜鴻銘則是十分贊同。和這個時代其他的中國學者普遍都推崇歐洲國家的制度、思想、文明不同，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制度、文化都相當不屑。這也和辜鴻銘在海外留學長達14年的經歷有關，因為其他的中國學者如嚴復國外留學的時間也不過只有4年，對歐洲國家的認知未免有些流于表面化，僅僅只看到了歐洲國家的表面繁榮，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深層缺少實際了解。而正是有長時間的海外生活經歷，使辜鴻銘對歐洲國家的社會有更為深刻的認知，並沒有被歐洲國家的表面繁榮、發達、科技所迷惑，同時還看到社會繁榮背後的陰暗、墜落、自私、貪婪的一面。
不過辜鴻銘畢競不是社會學家，雖然他看到了歐洲國家在社會制度、文化的缺點，但對造成這些缺點的根源卻缺乏足夠的認知，而且想出的解決辦法卻不是靠推動社會進步，提高社會的整體道德水平，或是建立一種更高等級的社會制度，而是中國傳統孔孟學說的仁義之道，這也是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的最主要因素，甚致到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不管是精華還是糟粕，也堅決擁護的程度。
其實這也是這一代中國學者的一個共性，隨著對歐洲國家的社會的認知加深，看到歐洲國家的社會、文化的缺限後，幾乎都不約而同的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來，在舊時空里，嚴復到了晚年時，也開始推崇中國傳統文化。
但看了華東**關于對歐洲國家的體制形成，以及文化缺限的原因的深度分析之後，再結合自己多年歐洲生活的經歷進行印證，使辜鴻銘也頗有一種茅塞頓開的感覺。畢競華東**關于對歐洲國家的體制、文化缺限的分析，是建立在舊時空無數學者長達百余年的探索、研究、分柝、試驗的基礎之上，這決不是辜鴻銘區區十幾年的生活經歷所能相比的。
雖然這並不表示辜鴻銘從此就放棄自己的思想，徹底拜倒在華東**的面前，畢競像辜鴻銘這樣的學術大師，一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觀點，是不會輕易改變的，雖然這並不防礙他會從其他理論思想中吸取對自己的思想觀點有利，或是有補充的優秀部份。因此在辜鴻銘後來的文章、講學、交流中，也大量的引用華東**的這些理論。
不過辜鴻銘對華東**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改變，依舊是不屑，並且不時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調侃、或抓苦、或指責華東**的一些行為或者是一些特定人物。當然喜歡懟人，是辜鴻銘的一大特點，他到也不是專門針對華東**，對清廷、對其他國家，對清廷的官員、外國政要，以及其他學者、社會名流、都是照懟不誤，簡單來說就是看誰不順眼，看什麼事情不順眼，都會開懟，並極盡嘲笑、挖苦之能。
華東**控制上海之後，報紙當然不敢發表反對華東**的文章，辜鴻銘懟華東**通常是在宴會、學術交流的場合，不過辜鴻章到也不是亂懟華東**，並且相當注意分寸，往往就是打打擦邊球，更多的還是調侃性質，而且除了懟華東**之外，辜鴻銘也依照是見人懟人，見事懟事，行就如故。因此上海**也並沒有太在意，對他依然是敬而遠之，但並沒有阻止辜鴻銘在上海著書、教學、發表演說等等，只要是不要過線就行了。
其實雖然在舊時空里，辜鴻銘是以敢說、敢罵、敢懟而著稱，但並非是真的憤世嫉俗，不通世故，其實相當注意分寸尺度，知道什麼人可以罵，可以在什麼時候罵，可以罵到什麼程度，並且保證自己的絕對安全，因此盡管在辜鴻銘生命的最後10余年間，盡管政局迭蕩起伏，**更迭如家常便飯，不少學者都因站錯了隊、說錯了話而吃過大虧，但辜鴻銘卻始終屹立不倒，無論是誰當政對他都敬若上賓，而且辜鴻銘還是照樣罵人、懟人。
秦錚其實一直都在關注嚴復、辜鴻銘等學者的行動，對他們的一些改變都了如指掌，隨著華東**的國力日益強大，由其是在取得了遠戰爭的勝利之後，這些學者們都明顯在向華東**這邊靠隴，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因為清廷的表現實在太爛，根本就是爛泥扶不上牆，僅僅只是佔著一個正統的大義明份，而當華東**表現出了足以徹底壓倒清廷的能力，改朝換代己不可避免時，自然有不少學者會改弦易轍，站到未來的勝利者一方。
而且這次代表華東**和德國進行文化交流活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官方主導的文化交流活動，代表的整個中華文明，無論是誰能夠參與其中，都是足以留名青史的至高榮譽，對于學者來說，榮譽比經濟利益更為重要。因此秦錚才認為可以邀請嚴復、辜鴻銘做為華東**的代表。
經過行政院的討論之後，最終還是同意了秦錚的建議，當然首先還要看嚴復、辜鴻銘的態度，如果他們不願代表華東**去德國，那就沒有辦法了。而邀請嚴復、辜鴻銘的任務，自然就落到李松晨的身上。
其實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也真不算小，雖然辦不成也不會對李松晨的前途造成什麼影響，畢競如果嚴復、辜鴻銘真的不想去，總不能將兩人架去吧！但如果辦成了，無疑是對李松晨還是有加分的。
當然李松晨也知道，這種學術大師都不是好請的，因為一個個都自視甚高，自比孔明，雖然心里千願萬意，但還要故作姿態，左推右托，最後仿佛千不甘萬不願的才出頭。因此李松晨經過認真思考之後，首先向辜鴻銘發出了相約見面的請求，辜鴻銘果然在一番「我很忙、沒時間」的托辭之下，最終將會面的時間推到三天之後。而李松晨馬上又去約見嚴復，這次到是順利得多，會面的時間定在第二天。
這樣的邀請先後安排，當然是有意而為的，因為嚴復是軍人出身，本身性格比較豁達大變，涵養也好，另外他對華東**的認同感也更強一些，畢競在遠東戰爭中，華東**也算是為北洋水師報了甲午的一箭之仇，而嚴復也是北洋水師的創辦者之一，不能不有所觸動；而辜鴻銘身上的文人氣更重，雖然不能算是心胸狹窄，但他的性格畢竟偏于過激，因此如果先邀請嚴復，可能會讓辜鴻銘有所不快，認為華東**更看重嚴復，說不定在一氣之下，就拒絕了邀請，而先邀請辜鴻銘，但卻是由于辜鴻銘自己故作姿態，定下在三天之後會面，那麼華東**先和嚴復見面，辜鴻銘也就沒話可說了。